95岁的老革命了，还有精力去搞黑恶势力，我个人非常不信，再说是离休干部，受过战争的洗礼，大部正直无私，很难相信他会和黑恶势力沾边。而且仅从新京报文章内容分析，一名多年在外的离休干部，回到老家村里，看到家乡基础建设因为没有村干部牵头遇阻，挺身而出，组织村民临时选举出村民代表开展自治工作，代表开展工作期间，触动一些人利益，有一些行为过激问题，遭到后面一系列举报等等。
“95岁的老革命，扛过枪打过仗，会去搞黑恶势力？”云南禄丰这起离奇案件，像一颗投入湖面的巨石，激起千层浪。当“离休干部”“恶势力主犯”两个标签激烈碰撞，案件背后的真相，远比想象中复杂。
一、九旬老兵回乡：想给家乡“尽把力”
2023年春，95岁的郑老（化名）回到禄丰县老家。这位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离休干部，在省城休养多年，心里始终记挂着生他养他的小山村。
“村里路还是坑坑洼洼，连个像样的文化室都没有！” 郑老跟返乡探亲的晚辈唠嗑时，气得拍腿。听说村里因为没干部牵头，基础设施建设卡了壳，他不顾家人劝阻，决定“出山”：“我这把老骨头，还能给乡亲们做点事！”
回村后，郑老组织村民开大会：“咱不能等着靠政府，先选出代表，自治搞建设！” 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选出几个“能干事”的代表，成立了临时自治小组。谁也没想到，这场“想让家乡变好”的自发行动，会在两年后让郑老成了“恶势力主犯”。
二、“自治”变“涉恶”：矛盾是咋激化的？
自治小组干劲十足，可问题也接踵而至。为了凑修路的钱，小组决定收回早年外包的集体山林，这触动了部分村民的利益。
“这山是我家种了十几年的，凭啥收回去！” 村民老周带人堵在村委会，和自治小组起了冲突。混乱中，有人推搡受伤，老周连夜去镇上报案：“他们这是黑恶势力，欺压老百姓！”
事情越闹越大。县扫黑办介入调查，发现自治小组在收回资产时，确实有“言语威胁”“强行断路”的行为。更让调查组意外的是，郑老作为“组织者”，虽然没直接参与冲突，但每次开会都强调“不管用啥办法，得把建设搞起来”。
三、家属喊冤：“他只想搞建设，没拿一分钱”
“我爸都95岁了，连手机都不会用，咋组织黑恶势力？” 郑老的儿子郑先生拿到判决书时，手都在抖。判决书认定郑老“为谋取私利，组织恶势力犯罪团伙”，可家属翻遍证据，没找到郑老“谋取私利”的任何痕迹。
“修路的钱都用在刀刃上，我爸连一包烟都没从村里拿过！” 郑先生展示自治小组的账目，每一笔开支都记着“水泥、砂石、工人工资”。村里的文化室已经盖了一半，崭新的钢筋水泥，成了最讽刺的“罪证”。
更让家属寒心的是，当初支持郑老的村民，现在都不敢发声。“他们怕被牵连，可我爸真是想为家乡好啊！” 郑先生红着眼圈说，调查组来的时候，村民们还说“郑老带我们搞建设，是大功臣”，怎么转眼就成了“主犯”？
四、案件争议：“为公”与“为恶”的模糊边界
这起案件的核心争议，在于“公益目的”与“违法手段”的冲突：
（一）动机之辩：到底是“谋私”还是“为公”？
公诉机关认为，郑老组织的自治小组，采用了“威胁、滋扰”等手段，符合“恶势力犯罪团伙”的特征。但家属和部分村民反驳：“要是不硬气点，村里的建设永远搞不起来！这些手段是‘迫不得已’，不是‘为非作恶’。”
（二）年龄之困：九旬老人能否成“主犯”？
95岁的郑老，连走路都需要人搀扶，是否真有“组织犯罪团伙”的能力？这是家属最不能接受的点。“他连小组会议都得让人扶着参加，怎么去‘组织犯罪’？” 辩护律师也提出，应考虑年龄对行为能力的影响。
（三）基层治理之痛：自发建设该咋规范？
案件暴露出基层治理的复杂困境：当官方治理暂时缺位，村民自发组织的“自治”，该如何在合法与高效间找到平衡？“郑老的初心是好的，但方法确实越界了。” 禄丰县一位基层干部坦言，“可如果完全否定这种自发行动，谁还敢为家乡办实事？”
五、后续：再审申请已提交，真相能否大白？
目前，郑老的家属已向法院提交再审申请，附上了新的证据：包括村民联名信、建设项目的规划文件等。“我们不是要翻案，是要还老人一个清白。” 郑先生说，父亲胸前的军功章，见证过真正的“恶战”，不能让它蒙羞。
案件也引发了法律界的讨论。知名刑辩律师王某某认为：“判断是否为恶势力，关键看是否‘为非作恶，欺压百姓’。若主观动机是公益，且未谋取私利，应谨慎认定为恶势力。” 这一观点，得到不少法律人的支持。
六、结语：别让“好心办坏事”寒了实干者的心
95岁郑老的案件，像一面镜子，照出基层治理的复杂与法律适用的难题。我们不能忽视自治过程中“手段越界”的问题，但也绝不能让“好心办坏事”的实干者，被贴上“黑恶势力”的标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