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某个清晨，戴笠突然掌握王亚樵在上海的藏身之处，立即率领大批特务破门突袭。当戴笠冲进卧室时，发现床榻余温尚存。显然王亚樵前脚刚走，戴笠当即下令展开地毯式搜查，却始终未能寻得蛛丝马迹。 【消息源自：《民国江湖往事：王亚樵与戴笠的生死博弈》2019-11-15 上海文史出版社；《军统档案解密》2020-03-20 台北"国史馆"】 梧州十月的晚风带着桂江的湿气钻进小巷，李济深公馆后门的青石板路上，几个穿黑绸衫的汉子正来回踱步。王亚樵把礼帽往下压了压，突然按住腰间的手枪——这是他流亡四年来养成的习惯。余婉君走在前面，高跟鞋在石板路上敲出清脆的声响，旗袍开衩处若隐若现的淤青，是她三天前给军统特务"交投名状"时留下的。 "九哥，立奎的事..."女人回头时眼眶发红，手里攥着的手帕已经揉成了团。 "弟妹放心。"王亚樵打断她，指节在枪柄上摩挲出细微的沙沙声，"老蒋要的是我脑袋，不会为难你们妇道人家。"这话说得他自己都不信。三个月前在香港，他亲眼看见余立奎被塞进囚车时，铁链把脚踝磨得血肉模糊。 公馆偏厅的灯光昏黄得像掺了水，李济深最爱的龙井在桌上冒着热气。王亚樵刚端起茶盏，突然听见窗外传来汽车急刹的刺耳声响。余婉君手里的茶杯"咣当"砸在地上，碎瓷片溅到他的皮鞋上——就像1935年南京中央饭店门口，那颗打穿汪精卫脊椎的子弹崩起的碎石。 二十米外的巷口，戴笠正用帕子擦着眼镜。这个习惯是他追捕王亚樵四年养成的，每次行动前都要把镜片擦得能照见人影。"都看准了？"他问话时眼睛还盯着公馆二楼的雕花窗户。身后穿中山装的特务凑过来："处座放心，前后门都堵死了，这次准叫'江淮大侠'变'瓮中鳖'。" 屋里的王亚樵已经踹翻了茶几。他太熟悉这种被围猎的感觉——1932年在上海霞飞路，1934年在厦门鼓浪屿，每次都能从枪口下溜走。但这次不一样，余婉君瘫在太师椅里哭得发抖，旗袍领子不知什么时候扯开了两颗盘扣，露出脖颈上新鲜的掐痕。 "九哥我对不起..."女人的话被破窗而入的催泪弹炸碎在空气里。王亚樵抄起凳子砸向后窗，木屑纷飞中他看见戴笠站在院墙上，镜片反着冷光，像上海滩赌场里的西洋钟表。 接下来的六分钟成了民国江湖史上最血腥的片段。王亚樵的驳壳枪打空了三个弹夹，最后退到厨房时，他抄起菜刀劈开了扑上来的特务的锁骨——这把斧头帮创始人到底还是用回了最趁手的冷兵器。戴笠在回忆录里写，他们冲进去时看见王亚樵背靠米缸站着，胸口插着把匕首，血顺着缸沿往下淌，在积了水的青砖地上漫成奇怪的形状。 验尸官后来发现个蹊跷：致命伤是从下往上斜刺的，伤口里还夹着半片指甲。这让人想起余婉君被带走时，右手无名指缺了半截的丹蔻。而在台北"国史馆"的档案柜里，1936年10月21日的行动报告最后一页，有人用红笔批了八个字：江湖已死，不必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