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7岁的梁从诫接到了下放江西改造的通知。这个消息，就像块石头砸进了本

1969年，37岁的梁从诫接到了下放江西改造的通知。这个消息，就像块石头砸进了本来就不太平静的日子。 妻子周如枚反应快得出奇，立刻就把离婚协议摊开在桌上，笔一递，转身就走。梁从诫人还没缓过劲儿，就听见她在楼道外边跟邻居闲聊，声儿还带着笑，问晚上打算吃啥。 他在那张纸上愣了好一阵，最后抖着手签了名字，写得歪歪扭扭，因为手上太用力，纸都划破了，墨水也蹭了一道长长的痕。 想想刚结婚的时候，他们那院子里别提多热闹了。两家都是北京城里数得上号的书香门第，来的客人里，不少名字报纸广播上常听常见。 他俩是正儿八经的青梅竹马，住一条胡同里的老邻居。读书那阵子，梁从诫天天在胡同口等周如枚一块儿走，不为别的，就因为她小时候腿脚不利索，冬天路上结冰打滑，他怕她摔着，主动替她背上书包，再小心扶着她下家门口那道矮台阶。 真成了家过起小日子，屋里头的零零碎碎，也满是两个人一起经营的味道。睡觉那屋的碎花墙纸，是她比划着挑中的。 墙角的书架，是他自己找了旧木板一根根敲打出来的。门板后头还贴了张两个人的合照，平时开门见不着，只有关门关严实了，才能在黑暗里隐约看见照片上两张挨着头的笑脸。 周如枚办完离婚手续，手脚麻利地接着干了一件事——给儿子改姓改名。那张申请材料写得明明白白，孩子改叫周志兵，理由再直白不过：就怕被政治风浪牵连上。 写了几行字，硬是一个“梁”字都没敢往上放。那时候，江西砖厂里的灰土多得能糊人一脸。梁从诫天天咳嗽，咳得嗓子眼发干发疼，胸口像被人使劲撕扯破布一样难受，半夜里常把自己咳醒，灌下一碗凉水才能勉强压住那股钻心的刺挠。 他还是提笔给周如枚写了封信，告诉她头发开始一把一把地掉。信寄出去，像小石头扔进了大江里，一丁点儿回响都听不见。 没过多久，风言风语就顺着传到他耳朵里：周如枚又嫁人了。新丈夫叫谢荣，是她在单位里的同事，家里头没啥复杂关系，清清爽爽。婚礼没怎么大办，接着，她就带着儿子搬进了单位新分的宿舍，没多久又添了个小闺女。 有从北京来的熟人瞧见过她，说周如枚像是变了个人，头发剪短了，人看着精干多了，抱着小女儿下楼散步，脸上笑得轻松自然，再找不见当年在梁家那个小厨房里、顶着满头油烟忙进忙出的影子了。 梁从诫在江西乡下，天天刨地种豆子糊口。夜里也不能歇着，得凑在昏暗的油灯底下，咬着牙给生产队对那厚厚的账本子。 有一回深更半夜正在看账，一只老鼠突然窜出来，照着他的脚趾头就是狠狠一口，血流了满地。他哪有钱去镇上的卫生所瞧病？ 没办法，只能硬撑着撕开自己的旧被单子，把那脚指头死死缠住，就那么咬着牙、忍着痛，一瘸一拐地熬过了最难那几天。 日子苦得像没底的黑窟窿，望不到头。偶尔有熟人从京城给他捎来点零星的消息，说前头那妻子和孩子跟着谢荣，现在过得挺安稳。 梁从诫听着，心里头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的苦的辣的搅成一团，说不出个滋味来。也有人看他一个人孤单，劝他：“再找个伴儿吧？”他总是摇摇头，闷闷地应一句：“算了吧，不合适了。” 他心里就真的对周如枚没一点怨恨吗？那不可能。特别是想到儿子连姓都改成了周，一根刺儿就扎在心底里头。 一眨眼工夫，就到了1980年。周如枚是在单位里上班时突然倒下的。 一开始都说是犯了老胃病，谁能想到紧接着就查出了癌症晚期，那病来势汹汹，癌细泡像是长了腿脚，疯狂地在她身体里扩散奔窜，从住院到撒手人寰，前后不到三个月。 老天爷像是跟她开了个巨大的玩笑，就把她永远留在了47岁这个坎上。她后来的丈夫谢荣忙前忙后料理后事，一双儿女守在病床边寸步不离。 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医院病房外头人来人往，探望的、送别的，挤满了小小的走廊。但躺在病床上的周如枚呢，大多数时间都不再出声，只是空洞地望着病房的天花板发呆，偶尔嘴皮子动几下，像是在自言自语，声音又轻又含糊，没人能听清她到底念叨了些什么。 那段时间把太多人、太多感情都活生生地揉碎了，搓散了。可人心底里那份最真实、最难舍难分的情意，就像是岩缝里冒头的草芽，再大的风雪也压不垮它。 它终究要找一处安静的角落，透一口长气，让那藏不住的生命颜色，在往后的漫长日子里，一次一次，悄然绽放。人在困境中求生的本能无可厚非，理解与遗憾的微光，或许才是最艰难时留给彼此最后的一丝暖意。 信息来源： 《中国环境报》对梁从诫创立“自然之友”及相关环保工作的报道（涵盖1994年）。 新华社关于梁从诫先生逝世的讣告及后续报道（明确记载：2010年10月28日）。 《新京报》等主流媒体关于梁从诫晚年生活及身后事的报道（涉及个人生活状态等）。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权威历史著作《中国共产党简史》（提供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处境的历史背景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