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关于白求恩，着重宜传的都是他如何高尚、如何伟大，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来到中国，且拼尽全力救治中国人？ 白求恩，其实出生在加拿大一个普通的牧师家庭，小时候家里生活一般，条件不算差。他自个儿也不是一帆风顺，年轻时干过工人、当过小学老师，后来才进多伦多大学医学院，靠自己努力一步步成了胸外科的专家。在医学界，他混得也不赖，发明了“人工气胸疗法”，这在当时能治死人的肺结核，手术台上动刀子那是家常便饭。 有了这身本事和名气，留在加拿大或者美国发展，哪怕在医院挂个专家号，一年都能过得很滋润。可白求恩偏就不是那种安分守己过好日子的主。1935年，他主动加入加拿大共产党，把医生这职业和“救人、救世界”这套信仰绑到一起。他觉得医生不该只盯着手术室里的病人，还得看见全世界受苦的人。 这股子劲头从哪儿来？一战时他当过军医，见过太多士兵在战场上等死，明明能救却因为缺医少药丢了命。后来他去苏联参加国际会议，看见人家搞全民公费医疗，穷人家孩子也能看病，心里头一下子亮堂了——原来医生还能这么当。打那儿起，他逢人就说社会主义医疗好，连饭碗都差点丢了。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白求恩二话不说就带着医疗队冲过去。在战场上，他发明了流动血库，把卡车改装成手术室，哪儿有伤员就往哪儿开。可西班牙政府听信谣言，把他当成间谍给轰了出来。回国后，他成了“不受欢迎的人”，连医院都不让进。 就在这时候，中国抗战的消息传到加拿大。白求恩在报纸上看见日军暴行，坐不住了。他说：“西班牙和中国都是同一场战争的一部分，我得去最需要的地方。”当时加拿大共产党正和美国共产党商量派人支援中国，白求恩第一个报名。 1938年，他带着医疗队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与中国红十字会取得联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委员会总干事林可胜正在筹建救护总队部，为国共两党军队提供医疗服务，他征询白求恩的意见，白求恩认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更需要医疗援助，于是决定北上延安。 到了根据地，他发现八路军伤员缺医少药，连消毒用的酒精都没有。他急得直跺脚，带着人自己动手做夹板、消毒器械，把老乡家的门板拆下来当手术台。 有人问他：“你一个外国医生，为啥要冒这么大风险？”他说：“我不是来当客人的，我是来打仗的。”他把自己当一挺机关枪使，连续69个小时做手术，手指头感染了都不肯用珍贵的抗菌素，非说要留给伤员。最后伤口恶化，他躺在病床上还惦记着前线的战士。 白求恩为啥这么拼？他心里头有杆秤：医生的职责是救人，可在战争年代，光救人还不够，得把整个世界的不公平都掀翻。他在中国待了不到两年，没过上一天安稳日子，却把自己的命搭在了这片土地上。他留下的不光是那22种医疗器械，还有一句话：“让我们把利润、私人经济利益从医疗事业中清除出去，使它成为我们大家的而不是一个阶级的。” 这就是白求恩，一个放着好日子不过，偏要跑到中国山沟里吃苦的加拿大医生。他不是圣人，可他用行动告诉所有人：真正的高尚，是把别人的苦难当成自己的苦难，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