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老舍投湖自尽于北京西城太平湖，在离家之前，他特别舍不得自己最疼爱的孙女小月，他走到自己三岁的孙女身边，郑重地对她说：“和爷爷说再见。”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66年8月24日早晨，北京的天气阴沉，老舍起得很早，没有多说什么，他穿好整齐的中山装，把脚上的布鞋理了理，走到院子中间。 孙女小月正在院角玩着布老虎，才三岁，还不明白什么叫离别，老舍蹲下来，看着她，眼神沉静，嘴角收得很紧，接着他站起来，转身出了家门，这是他在世间留下的最后一个清晨。 当天他并没有去单位，而是独自前往北京西城的太平湖，他没有告诉家人目的地，那天他随身带了一本红色封皮的书，穿着干净的布鞋，走到湖边。 在湖边的柳树下，他坐了很久，一整天都没有离开，有人远远看见他，觉得他像在看书，也可能在思考。 直到傍晚，他的身影没有移动，次日清晨，养鱼场的工人在湖心发现了遗体，衣着整洁，鞋袜干净，胸前抱着那本被水浸透的书，他走得安静，没有挣扎的痕迹。 老舍原名舒庆春，生于1899年，是满族正红旗的后代，父亲在他两岁时去世，母亲带着几个孩子艰难度日，他们住在北京小羊圈胡同，家境贫寒。 靠母亲缝缝补补过活，孩子们能吃饱就算幸运，他小时候聪明伶俐，念书刻苦，小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师范学院，走上了教书育人的路，成年后曾赴英国讲学五年，归国后专心从事文学创作。 他喜欢写市井生活，描写胡同里的百姓，像拉车的祥子，开茶馆的王利发，这些小人物构成了他笔下的世界，他写他们的困苦，也写他们的挣扎。 他的语言朴素，文章里没有多少修辞，但句句真诚，能让人感同身受，新中国成立后，他受到了重视，不仅担任北京市文联主席，还写下了多个受到表彰的剧作。 那时他的生活安定，时常与文友们相聚讨论写作，他爱去茶馆听人聊天，把百姓的语言记下来，整理成文章。 但进入1960年代后，形势开始变化，他的创作被批评为旧思想，作品被要求修改，他的思路受限，创作逐渐中断，他常常说写不出来，写一个段落要改许多遍，心里像压着石头一样。 他最常坐的茶馆也被封了，说是不符合新风尚，他开始变得沉默，整天坐在书桌前发呆，天气一热，他就抱着茶缸，望着窗外发愣。 夜里他会咳血，但仍坚持写作，有的稿子他改了很多遍，还是被退回，说内容不符合要求。 1966年8月23日，他被带去国子监批斗，那天他穿着皱巴巴的中山装回来，脸上有伤，眼神空洞，家里人看着他却不知道如何劝说，晚饭他只喝了半碗粥，便回到书房。 那一晚他什么都没说，只听到他在屋里低声咳嗽，半夜有人听见院门轻响，出去看时，门已经关上，人不见了，派出所后来报告说，有人看见他在太平湖边坐了一夜，神情平静。 他的死引起了许多议论，那段时间，他曾被指责将《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外国出版社，这类指控缺乏证据，但却传得很广，他一生为人清正，文字中满是对普通人的尊重和热爱，被如此污蔑，他无法承受。 他没有申辩，也没有解释，他选择了沉默，最后走向了太平湖，湖面早上起雾，那片水域安静得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老舍死后，遗体被临时安置在湖边，他的家人短暂前来确认，然后匆匆离开，他的书房里留下了一些未整理的稿纸，还有一本翻到一半的字典。 许多未完成的稿件也在不久后的抄家中被带走，那部关于北京城变迁的长篇小说据说已修改多次，但再没有被找到。 今天的太平湖已不复存在，地铁线路从那一带穿过，老人们经过那站时，有时还会提起，那里曾有一位作家，他的小说被人一遍遍地翻阅，写着那些早年间的胡同、车夫、裁缝、小贩。 三岁的小月如今已年长，是否还记得那个清晨，爷爷蹲下来认真地说出那句“再见”，无从得知，但那句“再见”，早已成了一种沉重的告别，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源：出身贫苦，一生奋进，却最终投湖自杀，文学史上最令人心疼的是他——中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