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一座老监狱的高墙里头，1951年2月一个不太热的早晨，最后一项绞刑准备动手了。被套上绞索的是个女的，名叫吉恩·李。 那会儿大家都说，这套玩意儿动静快得很，绳圈一紧，人马上就啥都不知道了，连疼都觉不着。 吉恩·李这个名字，在澳大利亚的法律簿子上是最后一位吃绞刑饭的犯人。那年头，够上这种死法的，都是干了老天爷都看不下去的事儿。 翻开她过去那本账，找不着半点儿顺溜日子。爹妈在她小得还没桌子高的时候就天天干仗，吵翻了天最后离了婚。家里乱得像锅粥，吉恩·李也就跟着长歪了，浑身上下都是反骨。 上学对她来说就是磨洋工，书本打开跟没打开差不多，老师派下来的功课对付着划拉两笔就交了账。勉强踩着及格线混到毕业证，可出了校门正经饭碗一个也端不住。 为啥呢？手不干净，老惦记着拿点不该拿的东西。无论在哪家铺子干活，干不长准叫人轰出来。 成年礼过完没多久，她就找了个男人过日子，还生了娃。可成了家也没让她长进一星半点，大人的责任一丁点也不想担。 拍拍屁股离开了自家男人，亲生的娃娃往亲妈怀里一塞，自个儿扭头就奔了陌生的城里。 初到城里那会儿，吉恩·李觉得浑身不得劲，孤单得发慌。没顶住，人就往下滑了。酒吧、夜场成了她窝着的地方，交了一大帮男的酒肉朋友。 天天就这么漂在里头，酒色财气熏得晕头转向。 事情的根子落在1950年年初。吉恩·李和她处着的男朋友，再加上另一个男的搭子，三个红眉毛绿眼睛的家伙凑一块儿。 就在租住的房子里，跟他们那七十三岁的房东老爷子闹翻了脸。手脚失了轻重，老房东的命就这么断送了。 警察翻来覆去查了个底掉，证据链拴得 法官坐在上头问话，下头这三位像踢皮球，你推给我，我推给你，都说那要命的最后一下不是自个儿干的。法院也不废话，横竖你们都牵进去了，干脆利落——三个人全判了死罪，一个也别想溜。 定的死法是绞刑，那会儿澳大利亚收拾死刑犯，绞刑算是最狠的一种招数。 流传下来的老法子有两样：一是把犯人吊在半空里，全靠脖子上的绳套把人憋死，这滋味比熬油还慢；二是两个行刑官抓着绳子，在犯人脖子上绞一圈，然后背对着背使劲扯，直接把人脖子勒断。 吉恩·李他们领的，就是头一种吊挂的路数。据说，后来官方留下的行刑报告会特别说明选择的依据是为了“效率最大化”，避免不必要的拖延。 死刑判决一下来，砸到吉恩·李头上，人当场就疯了。她扑通跪在地上，见谁磕谁，眼泪鼻涕一块儿流，满口哀求饶命。 转脸又缠着管监狱的，说实在躲不过去，求在行刑前给打上安神药，要不灌一通烈酒，麻翻自个儿也成。 到了行刑的那天，吉恩·李首先被架进行刑室边上的小屋。行刑的医官真给她推了一针镇定药物。 这一针打进去，整个人就软了。药劲上来，她被拖到绞刑架底下的踏板上。行刑官刚一露面，还没动手呢，吉恩·李眼皮一翻，直接被吓昏死过去。 没了知觉的犯人像块木头，被捆着固定在椅子上，又给套上个白布口袋罩住头脸。绞索套子顺溜地套上脖子，行刑官仔仔细细摆弄好绳结的位置。 接着，走到旁边那控制台，朝着操作杆一扳。踏板唰地一开，人就下去了。等了个五六分钟，医生凑上前摸了颈子，听听心口，确认一点气儿都没了，就在墨尔本监狱的登记本上用墨水签下了死亡时间。 要说这一套流程下来，快是快，可那劲看着就叫人心头发毛。算吉恩·李的体重轻，还不到一百斤，刑具的工程师早早就算计好了踏板得拉开多高。 绳子拉直那一瞬间，脖子骨头连着筋一下就断了，前后不到一眨眼功夫。按后来那些懂身体里头弯弯绕绕的医生说法，脑袋和身子断开后，大脑彻底完蛋还得有那么五六分钟。 可吉恩·李自个儿身上那点感觉，在绳子绷直的头一秒钟就彻底没了影子。 绞索勒紧吉恩·李那天过后没几天，她那男朋友和同案的另一个男人，也走上了黄泉路。不过他们运气稍微好点，碰上了另外一种法子——打针。 据说选这个是因为舆论压力，有人觉得绞的太残酷。打那以后，澳大利亚全国大法官们碰头一商量，干脆一刀切——死刑这顶帽子，整个地给扔进了档案堆，再也不用了。那挂了半辈子人的绞刑架，从此真变成了老皇历上的玩意儿，盖上了厚厚的灰。 没这把刀的地方，那害人的案子数量可不就噌噌地往上涨吗？这事明明白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