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川军144师代师长张昌德率部投日，反对的团长黄克烈被强行裹挟。在投敌仪式上，黄克烈气得吐血昏迷。 四川盆地在抗日全局中扮演着兵源大后方的角色。 自全面战争爆发起，近四十万川军踏出山口，沿长江东下，淞沪、徐州、武汉、鄂西，这些战火最炽的地方都留下川音乡语与血迹。 整体而言，川军拼杀悍勇、死伤沉重，可派系林立、军纪参差的不稳定基因从未远离。 张昌德便生于这种缝隙：荣县人，幼年依附乡绅门生，成年混迹“袍哥”帮会，借姑父执掌二教旅之便踏入军界。 川军旧有的家族裙带与江湖义气，让他在军中扶摇直上，任144师430团团长时掌控一支号称“川军王牌”的劲旅。 皖南事变后，原师长唐明昭受处分，军令部派柏良接掌师权。 张昌德自觉功劳无量，志在转正，于是暗中连结431、432团骨干，阻截柏良上任。 在乡勇心态与个人野望驱动下，枪口甚至短暂对准同胞，铜墙铁壁的抗战阵线出现裂缝。 僵局扩散到战区司令部，顾祝同起意借整编之名削弱地方军阀，提出撤销144师番号，集中收缴武器、打散官兵。 消息传入合肥，张昌德怒火并未因战局紧迫而熄灭，而是转化为兵变的火种。 一九四四年初，144师在铜陵附近被九个师组成的追击部队围堵。 枪炮间隙，铜陵地区展现三股势力交织：国军压力步步紧逼，八路、新四军在皖南山野暗伏，日军则在江南根据地深耕多时。 张昌德面前浮现三条路：接受整编，归属共军，亦或投向日军。 整编意味着失去师权，投向共军则需遵守严苛纪律，还可能因旧案受审。 在对顾祝同密探“投日尚可将功抵罪”的耳语和对长期军权的执念作用下，他把军旗押给敌方。 军令部追剿部队与日军遭遇时，日军机动兵力从背后插入，局面瞬间倒转，144师主力被迫跟随日军返回铜陵城墙内。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清晨，日军主持降书签署。 张昌德盛装出席，腰间配大礼刀，外披呢大衣，神色自若地在降书落款。 人群右侧的黄克烈身着旧式棉军服，双拳暗握。 此人出身自贡盐区，自幼受义塾教育，抗战爆发后自愿从军，任432团团长时常以整肃军纪与保护平民著称。 他拒绝参加任何与敌交涉，但被卫兵生生推至仪式广场。 张昌德落笔那刻，黄克烈脸色苍白，口念“兵誓不背祖宗”后仰面倒地，鲜血自口涌出，晕厥不起。 人群一片静默，日军军官将此视作“可有可无的小插曲”，随即播乐祝酒。 伪皖南独立方面军旋即在铜陵编成，张昌德以“中将司令”自居，军部附设政治处与宣传科，沿袭国军行政框架。 原430团改番号伪一四四师，431、432团同样换装番号，地方零散械队被编为“贵池绥靖军”，旧队列在新旗帜底下再次列队。 此后一年间，该部以“清剿共党”为名，向全椒、南陵、繁昌一线劫掠财物，将抗战晚期江南百姓的伤痕又加深几分。 士兵多为旧部强行挟带，心中悔恨，行动消极，屡遭新四军夜袭缴械，兵心如沙堤般崩塌。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军投降，伪军依照“宽大收编”方针被国民政府接收。 张昌德自陈“被迫投敌”“多次暗助友军”，口供与伪造文件交织，竟在混乱局面下获得“第四路先遣军”名义。 他手握残兵返皖南，企图保住田地与钱财。 新政府急于整饬地方秩序，将其先编入二十一军，再度换装新七师，以观后效。 此时国共内战暗流涌动，许多旧汉奸借势洗白，张昌德自以为劫后余生，飞赴重庆谒见刘湘遗孀，结果被当众扇耳光并斥为“辱没川军”。 名义与现实的裂缝让他惶恐，但贪婪并未收敛，遂回成都与中央军校学生争夺原宅。 案件闹上法院，南陵受害百姓、旧兵、地方士绅接连呈文，列举掠夺谷物、枪杀平民、逮捕进步青年等罪状。 舆情翻涌，国民政府再无法庇护。 军事法庭最终判处极刑，一九四七年五月，张昌德被押赴刑场，数声枪响后伏尸荒土。 黄克烈伤愈后并未归师，随突围部队加入新四军，会同皖南游击队重返铜陵山区，成为收复南陵、繁昌的指挥成员之一。 出川川军多以团、营为单位散布各战场，很多人对他的名字并不熟悉。 可在那些走出大巴山、守在江南圩田的川籍老兵口中，“吐血团长”像一面小旗，代替着被汉奸玷污的战旗重新飘扬。 张昌德与黄克烈并存于同一时空，同样出自川南，同样在抗战洪流里升迁。 两条轨迹于铜陵交叉，呈现截然相反的折点：一条直坠道义幽谷，一条守住民族底线。 背叛与忠诚的对照，将抗战版图上无数复杂缝隙一次性照亮。 历史不以情绪裁决个人，而用因果解释选择。 当个人私欲踩在民族苦难之肩，放纵只会催生更大的沉沦。而守住信念的人，即使倒下，也会在人心里长久站立。 川军数十万将士的光荣并未因少数败类而暗淡。 他们在正面战场、在远征密林、在长江孤城写下牺牲誓言。 铜陵旧城墙如今已被修缮为公园，春日草木连绵，战痕不复可见。游客倚栏远望长江，苍茫水雾间依稀浮动的是那场被鲜血浸染的降书仪式。 张昌德的军装与签字笔已化作尘埃，黄克烈吐出的那口血却在川军后人的记忆里凝固如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