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9月，首次下野的蒋介石回到故乡溪口。为维持开销，他开口向浙江省政府借款十万元。未曾想，时任浙江省主席的周凤岐竟破口大骂蒋介石，称其已经下野，凭什么拿钱。 蒋介石抵达南京北郊时，江面浮起淡薄春雾，政坛巨浪却已在余波中激荡。 四月十二日清晨的清剿行动割裂了此前勉强维系的合作，四月十六日，武汉国民政府通电宣布免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旧日枭雄旋即被推向局外。 李宗仁与汪精卫表面联袂，实则互相掣肘，只因桂系握有成建制的新式部队，在中央权力真空出现的瞬间，李宗仁把握先机。 蒋介石虽然暂失军政身份，却依旧把部队部署在津浦铁路要冲，以抵御北洋残部为名维持影响力，为日后重新布局争取时间。 八月十三日，李宗仁高调通电支持汪精卫，蒋介石遂公开“引退”，赴日躲避风头。 蒋介石第一次以“引退”之名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后，悄然离开政坛焦点，返回浙江奉化溪口故乡。 表面看是归隐田园，实则是一次主动调整，观察局势的沉潜阶段。 北伐尚未彻底结束，国民党内部却已出现权力裂变，南京的政治中枢正被桂系主导的特别委员会强势把控。蒋介石虽然暂时退场，但他深知自己在党内尚未完全边缘化，借此回乡，也有重新结盟、恢复声望的意图。 然而归乡不等于安逸，溪口虽是蒋家的祖居之地，却并无雄厚财力支撑他一人一随从长期栖居。 党职已失，军饷中断，日常开销捉襟见肘。 蒋介石身边旧部也陷入窘境，连普通的事务性支出都无法保障，在困顿之下，他决定向浙江省政府借款十万元度日。这笔款项在当时虽不算巨额，但对刚刚下野、身处风口浪尖的蒋来说，已是一种政治上极为微妙的请求。 出人意料的是，浙江省政府对此请求不仅未予支持，反而爆出一场难堪风波。 时任浙江省主席周凤岐曾是北伐期间的副总司令，亦是蒋提拔重用之人。 本该因私情照顾，结果却出言不逊，拒绝拨款，并当面对蒋破口大骂：“你已经下野，已是闲人一个，凭什么向政府要钱？”话语间毫不掩饰蔑视与愤懑。这一番羞辱让蒋介石颜面尽失，在亲信之间也传为暗讽。 也正是从此时起，蒋对原有政坛同僚的信任开始松动。 他意识到仅靠旧情与党内资历已难以维系权力根基，必须重新寻找能主导局势的突破口。这段被羞辱的经历未能压垮蒋，反倒成为他蓄势待发的重要心理转折。 此时，汪精卫原本寄望张发奎麾下第二方面军自江西东进，从武昌迂回到南京，以挟军事威势稳住新中央。八月初，南昌城头突现枪声，起义举火照亮赣水两岸，张发奎急调回粤平乱，汪精卫的算盘就此落空。 李宗仁随即赶往九江，与孙科、谭延闿等在此暂避的政要密谈，提议组建能涵盖宁汉沪三方势力的新领导机构。 众人心知汪氏威望骤减，纷纷响应桂系号召，希望借由“特别委员会”收束溃散的党政系统。 九月中旬，南京总统府西侧新贴出的榜单列出三十二名委员，特别委员会正式挂牌。 职责分流看似周到，实权却尽落桂军双雄李宗仁、白崇禧之手。政务委员胡汉民、蔡元培名义居前，却需事事听命；军事委员程潜列首，麾下第六军早被裁撤，仅余名声可用。 何应钦尝试扩编第一军，提拔刘峙、顾祝同，意图自成一系，依旧未能影响桂系对中央的掌控。 南京街头张挂的红底白字标语宣示“统一”，坊间却私下以“桂系内阁”相称。 唐生智在两湖根深蒂固，自视为汪精卫最后的军事依凭。桂系忙于龙潭阵地与北洋军阀恶战时，他率湖北部队高举反对特别委员会的旗号挺进安徽。 此举触痛李宗仁利益，十月，西征军沿江疾进。 第七军与第十七军从滁县、全椒一道向合肥、安庆扑去，程潜部借道芜湖侧袭，唐部仓促迎击，阵线顷刻崩散。 武汉失守，唐在长江轮船微弱汽笛声中远遁日本。 翌年一月，桂系兵分两路挥师湘境，叶开鑫倒戈并未扰乱节奏，长沙紧接易手，何键受命主持湖南，程潜失去利用价值后被软禁于武汉郊外。 桂系势力膨胀之余，党内屡现不安。 北伐线告捷后，何应钦夺得徐州，战事暂停，中央委员陆续回沪，蒋介石自东京返国，与汪精卫商议重开中央全会，借议事程序削弱桂系。 决定传出，南京戒严司令贺耀祖成为关键枢纽。 贺与朱绍良、刘峙为日本士官同期，与蒋保持私谊，对桂系一味独断已心生不满。 他先暗令留守南京的桂系卫队换防汉口，又调本部第二师入城接防，迅速稳固都城防线，再赴上海面见蒋介石，承诺保障中央委员安全入京。 贺耀祖随后发电邀会，各地委员相继抵达，蒋介石抢先入住幕府山麓的小楼，汪精卫亦随即至京。 会议准备期间，桂系借广州工人起义之事弹劾汪精卫与顾孟余等，试图阻止其列席。处理委员资格的谈话会以于右任为首，裁定汪可暂缓参会，余人部分停权。 表面纷争不断，会议进程却按蒋介石的时间表推进。 二月四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雨花台畔召开，议程迅速通过：恢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重设中央政治会议并由蒋兼任主席；新设军事委员会仍由蒋主持。 李宗仁、白崇禧无奈接受改组，特别委员会被降格为“非常时期的临时安排”，历史使命仓促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