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和林徽因为什么不对付？冰心在抗战最艰难时，为了睡一张席梦思大床垫，动用军车把它从昆明运到重庆，而战时的军车和汽油是多么紧缺！林徽因却在病得命悬一线时，拒绝到国外避难，誓与民族共存亡！ 民国时期才女辈出，林徽因和冰心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说来也巧，福州那座林觉民烈士的故居，竟先后成了这两位传奇女性的家。按理说，这缘分不浅，谁知她们俩，却似乎总隔着点什么，甚至到了“相互看着不顺眼”的地步。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这种不对付，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国家危亡的时候，一个人的选择最能看出他心里的底色。 林徽因，看着是个柔弱女子，在大是大非面前却硬气得很。仗打起来了，外国朋友劝她出国养病，毕竟她肺病已经很重了。这在一般人看来，是条活路，可林徽因一口回绝，非要跟苦难的祖国待在一起。 战乱中，林徽因和梁思成一家子四处搬家，吃尽了苦头。即便这样，夫妻俩还是拼死护着那些珍贵的古建筑勘察资料。在李庄那四面漏风的农舍里，他俩凭着惊人的毅力，用英文写成了《图像中国建筑史》，为中国建筑文化留下了不朽的贡献。 跟林徽因在国家危难时坚守风骨不同，冰心的某些选择，就显得更看重个人生活的安逸和体面了。 1940年，老同学宋美龄请冰心去重庆，担任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文化事业组的组长。这本是投身抗战后方工作的机会，可冰心从昆明去重庆的路上，却提出要用宝贵的军车拉她个人睡觉用的席梦思床垫，理由是“没有这张床，根本没有办法睡觉”。 要知道，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滇缅公路上的军车有多重要，每一滴汽油、每一次运输都可能关系到前线士兵的生死。林徽因知道这事儿后，在给好友费慰梅的信里，话里话外都是讽刺和气愤。 她说，成千上万的人因为汽油缺、前线资源紧张，只能走路，冰心大小姐居然能动用军车只为拉自己一张床，想必冰心对国家而言肯定非常重要，价值连城。这话把冰心的行为和林徽因自己“与国家共存亡”的原则一比，高下立判。 冰心自己后来回忆这段事，也只是轻描淡写说自己是以“社会贤达”名义被塞进参政会的，每月工资不过一担白米，对动用军车运床的事儿却巧妙地避开了。 除了在战争年代的选择天差地别，她们平日里为人处世和交朋友的方式，也完全不一样，这也间接造成了她们之间的隔阂。林徽因性格开朗，喜欢交朋友，爱跟各界人士聊天，文学艺术、国家大事，都是她家客厅沙龙的热门话题。 她定期在家里办文化沙龙，给当时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思想碰撞、开阔眼界的平台。不过，在民国初期那种封建思想还有些影响的社会里，这种比较开放自由的社交方式，自然也招来一些非议。冰心就是其中一个对此不太感冒甚至有点看不惯的人。 她写了篇短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在当时的文坛可是扔下了一颗炸弹。小说里对所谓“太太”的客厅聚会和里头的人物的描写，充满了讽刺。 很多人都觉得，小说里的“我们太太”影射的就是林徽因和她的文化沙龙。文章里不但提到太太的“风流”，还十多次写到香烟缭绕的场景，好像想以此暗示林徽因生活作风不检点，想把她在大伙儿心中的女神形象给拉下来。 其实，林徽因对烟酒的态度挺坦然，她在《小谈烟》里就说过，烟酒能当伴侣，给生活添点意思。 徐志摩1928年给陆小曼的信里也提到：“林小姐风度无改，谈锋犹健，兴致亦豪，且亦能吸烟卷喝啤酒矣。”可见，冰心拿抽烟说事儿，多少有点故意。 面对冰心的影射，林徽因没公开反驳，而是很巧妙地回赠了一坛从山西带回来的老陈醋，这其中的意思，可真值得琢磨，也看出了她处理这类麻烦事的智慧和气度。 这种性格和价值观的差异，最终也让她们在人生事业和政治选择上走了不同的路。林徽因在建筑学和文学上都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她的《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现在还是研究中国古建筑的重要文献，《你是人间四月天》这些诗也展现了她细腻的文采。 新中国成立后，她和梁思成更是积极投身国家建设，参与了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这些国家级标志项目的设计，把一辈子学到的东西都献给了国家。 反观冰心，在政治风向中则表现出更多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抗战那会儿，她跟国民党高层宋美龄来往密切，之后好几年，还接连发表像《我所见到的蒋夫人》和《闻名于世的女杰·我眼中的宋美龄女士》这样的文章，把宋美龄捧上了天，说她“敏锐聪颖”、“极有中国传统美德又受西方现代文明熏陶”。但同时，冰心也跟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等人建立了秘密联系，看得出她在复杂政治环境里的生存智慧。 到了晚年，冰心在回忆录《我的老伴吴文藻》里，对自己抗战时候的政治身份以及跟蒋宋夫妇的关系，就说得含含糊糊，有所掩盖，这跟她早年对宋美龄的高调赞扬，可真是有点不一样。 林徽因和冰心，这两位民国时期的杰出女性，她们的人生选择就像两面镜子，照出了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知识分子面对国家命运和个人追求时的不同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