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3000多日军压过来。吕正操通知撤离时，朱占魁正啃着玉米饼子，笑着说：“告诉各营该开饭开饭，鬼子来了照打不误。” 华北平原上的小麦已经接近成熟,冀中军区第五军分区指挥部内，紧急会议正在进行。 吕正操拍着桌子，声音沉重："日军'新号作战'即将开始，三千多人，至少半个月。必须立即分兵转移！" 朱占魁却不以为然，叼着烟袋锅子，眼中闪烁着不屑："鬼子没什么可怕的，该吃吃，该睡睡。" 日军华北方面军此次扫荡与以往截然不同。 情报显示，敌军首次采用"分进合击"和"梳篦式扫荡"战术，兵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3000余人。 日军甚至在扫荡方案上明确标注："连坟茔、庄稼地都必须翻查，务求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 而朱占魁，这位被誉为"冀中夏伯阳"的将领，却未意识到危险的临近。 1937年至1941年间，朱占魁战功卓著。 先后攻克新镇、霸县等据点，收编近百万抗日武装，冀中军民常常以"吕能转，朱能打"来称赞朱占魁的战斗能力。 这些胜利也许正是导致朱占魁轻敌的原因。 5月17日，日军行动正式开始,三支队伍从通县、香河、宝坻同时出发，向冀中根据地推进。 情况紧急，但朱占魁依然故我。 侦察连连长建议连夜侦察敌情，却被朱占魁一口回绝："天黑了，时间紧急，不要侦察了。日军不善夜战，等天亮再说。" 夜幕下的冀中军区第五军分区宿营地一片安静。 明晃晃的马灯下，朱占魁正在研究地图。"日军行动缓慢，我们明早转移也来得及。"朱占魁对参谋长说，语气中满是自信。 天亮了，日军的包围圈已经形成,朱占魁这才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立即下令部队向北方转移。 路上遇到一个老乡，朱占魁询问敌情。 "北边没有日本鬼子，我们刚从那边过来。"老乡信誓旦旦地说。 朱占魁没有进一步核实情报，立即率部队加速北进，行进不到两里，前方密集的枪声骤然响起，日军早已设伏，朱部遭遇了第一次伏击。 慌乱中，朱占魁改变计划，决定向南突围。 同样的场景再次上演：未经侦察，轻信情报，结果再次遭遇伏击，短短几小时内，连续的误判让五军分区的处境雪上加霜。 5月18日下午，暴雨如注，朱占魁率领残部来到白沟河附近，准备渡河突围。 此时部队已从最初的900余人，锐减至700人，情报显示河对岸日军布防薄弱，朱占魁决定分三批渡河。 第一批100人刚刚下水，河对岸的机枪就响了起来。 早已埋伏的日军猛烈开火，血水很快染红了河面。第一批渡河部队全军覆没。 局势危急，朱占魁决定改变方向，沿着白沟河向三台镇方向突围。 这是他当天做出的第四次方向调整，每一次都因情报不准确，或判断失误而付出惨重代价。 这条路更加艰难。连日的大雨让交通沟变成了泥潭，部队行进速度极为缓慢。 日军快速反应，在三台镇外围形成了包围圈，傍晚时分，残余的600余名战士陷入重围。 黄昏中，日军的炮火不断袭来，朱占魁握紧了手枪，眼前浮现出过去的辉煌战绩：1938年收编地方武装两万余人，1939年攻占新镇击毙日军30余人，1940年霸县之战歼敌200余人...如今却陷入如此绝境。 "必须突围！"朱占魁下达了最后命令。 三台镇外的这场战斗异常惨烈。 数倍于己的日军配备了重机枪和迫击炮，而朱部弹药已经所剩无几。 战士们以血肉之躯，向日军防线发起冲锋。朱占魁亲自带队，冲在最前面。 激战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烟雾中，朱占魁带领不到百人的小队，终于冲出了包围圈，身后，大部分战友永远留在了那片泥泞的土地上。 这次突围成功却代价惨重，军区五分区原有干部伤亡过半，朱占魁本人虽然幸存，但威信大跌。 日军"新号作战"的扫荡，在接下来的半个月内持续进行，冀中根据地面积，从原来的3000余平方公里锐减至仅200余平方公里，这成为冀中抗战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之一。 事后的军事分析认为，朱占魁犯了几个致命错误： 面对日军新战术，仍以过去经验应对，错失提前转移良机。 多次拒绝进行夜间侦察，导致对敌情判断严重失误。 在突围过程中频繁变更方向，缺乏统一规划，使部队陷入被动。 最后，地形研究不足，未充分考虑大雨对地形的影响，导致三台镇突围时陷入泥泞，行动迟缓。 1942年6月初，当朱占魁带着残部回到根据地时，冀中军民仍在与日军周旋。 这次惨痛教训给抗日军民上了一课：轻敌就是最大的敌人。 "新号作战"虽然给冀中抗日根据地，造成了严重损失，但未能彻底摧毁抗日力量。 在随后的反"扫荡"作战中，冀中军民汲取三台镇战役的教训，逐渐探索出了更为有效的战术战法。 三台镇之战作为冀中抗战史上的一个重要战例，其教训远比功勋更为深刻：即使是勇敢的将领，也不能用傲慢代替警惕，用运气取代侦察，用经验替代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