埴轮书话[超话] 消费主义：吞噬闲暇的陷阱
（以下引自 大卫·弗雷恩《对工作说不》，pp.93-95，103-04）
看上去，凯恩斯等人对［20世纪］工作量减少的预测忽视了资本主义代理人迫使我们接受生产力增长带来的红利的程度——虽然这种红利不是以更多闲暇时间的形式，而是以更多消费的形式。随着现有市场的扩大、新市场的创造以及商业领域向此前从未商品化的生活领域的扩张，任何因生产力增长而赢得的潜在自由时间的收益，都被资本主义重新吸收。因此，20世纪及以后的资本主义故事并不是一个将人类从工作需求中解放出来的故事；相反，它是一个围绕用后即弃的消费品的制造、分销和市场营销制造出大量可疑的、在从前并不必要的工作任务的故事。这也会是一个关于闲暇如何尽可能被转化和服务于消费的故事：
闲暇之所以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不是因为它完善了工作或通往更高的事物，而是因为它有助于促进消费和更多的就业。人们重视生产效率，不是因为它能减轻工作的负担，而是因为它使得产业能够持续开拓商品和服务的新边疆。（Hunnicutt,1988:51）
亨尼克特关于放弃更短的工作时间，拥抱消费福音的解释，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的本质：这是一个旨在产生需求，而不是一劳永逸地满足需求的系统。市场始终持续面临的挑战是保持消费者的需求和欲望：“正如马克思所预见的那样，垄断资本主义发现自己面临着为了出售商品而要塑造消费者主体性的问题：不是根据需求调整供给，而是根据供给调整需求。”（Gorz,1967:70）亨尼克特还引用了通用汽车研究实验室主任查尔斯•凯特林的话，后者同样承认，企业的目标必须是“有组织地制造不满”（Kettering, 1929）。在高兹的表述中，资本主义的利益相关者会试图推动一种“越多越好”的文化风气，而这摧残了人们去追求自己眼中的富足的能力（Gorz，1989：第9章）。如果一定程度的消费者满意度是为了让社会中较富裕成员持续消费所必需的，那么这种满意度理想的情况下应该是暂时而非持久的，以便维持消费者对更多商品的渴望。贾斯廷•刘易斯称现代资本主义为“贪得无厌的时代”：一个“已经到处是满足，却以永久的不满足为基础”的时代（Lewis, 2013:54）。我们生活在一个经济上和文化上都倾向于阻止人们对自己的物质生活感到满意的系统当中，对消费品的无限渴望已经成为西方社会的标志性特征之一。留给我们的问题是，这种社会现象是如何形成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如何说服我们，宁愿不争取更短工作时间和更多闲暇，转而渴望拥有更多的东西？今天的消费者的动机从何而来？
……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消费者的需求以各种方式被扩大了：当然，部分是通过媒体广告的说服策略，但也通过一系列其他强加的消费，这些强加的方式更准确来说是结构性的，而不是文化性的。市场对个人的包围，以及随之而来的消费需求的扩大，是使资本主义得以调动起来，对抗工作时间减少的可能性的主要机制。强烈的消费需求增加了人们对劳动所得的依赖感，也进一步证明了把经济活动的很大一部分投入到生产和销售用后即弃的商品的做法是正确的。用J.K.加尔布雷斯的话来说，资本主义制度下消费者需求的不断扩大至少是“精心设计的社会陷阱”的一部分，这个陷阱使大家无法意识到减少工作是可能的（Galbraith, 1958：264）。生产技术的发展为西方社会提供了选择：是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还是增加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资本主义把我们带向了后一条道路，堆积如山的商品埋葬了人人安逸休闲的乌托邦理想。
……如果说在20世纪初，减少工作时间和增加自己的时间的前景看起来是可能的，那是因为那些展望未来不那么以工作为中心的人，忽视了资本主义代理人迫使我们以更多消费，而不是更多闲暇时间的形式接受生产力增长的红利的程度。如果说生产技术的发展在理论上创造了减少工作时间的可能性，那么现实生活中减少工作时间的可能性还在为继续经济增长的原则所阻碍，受到资本主义不断将我们的闲暇时间推向消费的阻碍。在此意义上，主张对工作教条进行严肃的重估，并最终实现工作量的削减，也就是在主张一个这样的未来，即我们的生活有更大一部分能够从生产和消费商业财富的压力中解脱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