埴轮书话[超话] 19世纪徽州乡民的读写能力
（以下引自 刘永华《程允亨的十九世纪》，p.392）
对程允亨及其家人读写能力与读写实践的讨论，显示了受过四五年学馆教育的乡民所能企及的读写能力。笔者认为，经过四年左右的学习，一个孩子可以掌握700字以上单字的读写能力和数字读写能力。依靠这种能力，他能够使用不文不白、不甚标准的文字，表达日常生活中遇见的各种基本行事。不过这种读写也有其限度，他可能难以完整、通顺地表达一件相对复杂的事情的来龙去脉，也难以组织好跟此事有关的不同句子之间的关联。
这种读写能力的掌握，有助于一个乡民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文书——这其实就是“功能性识字”（functional literacy）的基本内涵。他有能力记账（普通家用账和排日账），可以写契约，估计也能写简单的书信。他还读得懂各种类型的文书：与衙门有关的实征册、鱼鳞图册等册籍及税票，与节庆和宗教仪式行事有关的对联、签诗与命课，与商业活动有关的收据及其他票据等。在书籍方面，具备上述读写能力的乡民，可能读得懂不太深奥的族谱与碑刻文字，也读得懂比较浅显的有关命理、风水等方面的书籍。换言之，这种读写能力，足以让一个乡民处理日常生活中遇见的大多数文字材料。
本章的讨论还显示了文字渗入19世纪乡村生活的深度与广度。即使在像允享、同仓这样的普通乡民的生活中，文字材料也已进入生活的不同侧面：户籍与赋税（实征册、鱼鳞图册、税票）、经济与法律（账簿、商业票据、契约）、社会（族谱、碑刻）、宗教仪式（对联、签诗、命课）等。特别是记账，成为发开祖孙三代每日的基本功课之一。这种格局，可以说是长达数百乃至上千年“文字下乡”进程的一个结果，也不妨说是近代普及大众教育前夜乡民与文字密切互动的一个例证。在民国学者讨论如何让文字下乡之前，其实文字已经深深地渗入徽州这样的乡村地区；文字的书写与阅读，很可能已成为普通乡民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