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国人，是纯粹的动物性！”北大教授钱理群一针见血指出，如今中国人已经不是一个精神性的人，而是按照动物本能活着，最懂得趋利避害。 市场经济的深入，让“成功”被简化为财富和地位的堆砌，物质主义成了很多人生活的核心，儒家讲的“仁爱”“自省”，渐渐被效率、竞争和利益最大化挤到角落。 人们不再追问生命的意义，只关心怎么在社会丛林里抢到一席之地，这种“趋利避害”的生存策略，不正是钱教授说的“动物性”吗？一种本能驱动、抛弃更高追求的生活方式。 更让人忧心的是社会伦理的滑坡，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不仅重塑了经济结构，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食品安全问题、商业欺诈、公共场合的冷漠，频频上新闻，折射出一种普遍的道德缺失，信任危机随之而来。 有学者说中国的信任问题与其说是个人道德的崩塌，不如说是制度和环境的产物，在资源分配不均、竞争白热化的社会里，个体为了自保，往往选择最直接的利益导向，而不是基于信任或共情的行为。 就连家庭关系也不例外，传统孝道虽讲无私奉献，但现实中，亲情里往往夹杂着利益考量，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逻辑，让社会凝聚力变弱，“动物性”成了默认的生存模式。 当物质追求填满生活，精神空虚却在暗处滋生，近年来越来越多城市中产开始转向宗教或灵性，试图在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外寻找意义。 尤其后疫情时代，灵性复兴成了趋势，反映了人们对纯粹物质生活的疲惫，但讽刺的是，这种追寻往往被市场裹挟，寺庙门票、灵修课程成了新消费品，精神追求反倒成了另一种“趋利”行为。 这让人不禁想问：当精神性被工具化，我们还能不能找回那份纯粹的内心驱动？ 面对这样的现状，有没有扭转的可能？历史上，外部压力曾激发中国社会的凝聚力，比如抗日战争时期，团结成了抵御危机的力量。 如今，内部的伦理危机同样需要新的凝聚力，教育被认为是重塑价值观的关键，通过培养对他人的责任感，或许能缓解道德危机。 与此同时，年轻一代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反抗，他们“躺平”、质疑传统成功叙事，其实是在追求自由与真实，这种反叛也许是精神性复苏的萌芽。 未来，如果制度、文化、教育能一起发力，重建信任与共情，国人或许能摆脱“动物性”的束缚，找回精神的光芒。 在物质主义的洪流中，国人越来越擅长“趋利避害”，却在不经意间丢了精神的根，伦理滑坡、信任危机、信仰商业化，无不指向一个问题：当精神性退场，我们还是完整的“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