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张亮走了很远的路，终于找到丈夫项英，可项英掏出手枪，呵斥道：“你说，

1938年，张亮走了很远的路，终于找到丈夫项英，可项英掏出手枪，呵斥道：“你说，瞿秋白同志是怎样死的？是不是你和那个周月林干的？” 1938 年的江南春寒里，一位身怀六甲的女子跋涉千里，终于在皖南泾县的山林间望见新四军军部的旗帜，她叫张亮，是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失联三年的妻子，当她沾满尘土的手叩开房门时，迎接她的不是久别重逢的拥抱，而是黑洞洞的枪口和丈夫冰冷的质问：“瞿秋白是怎么死的，是不是你和周月林干的？” 这个问题如同一把锋利的刀，瞬间划破了战争年代的血色帷幕，也将一段隐藏着叛徒、误解与冤案的历史，推向了后人的视野，究竟是谁出卖了瞿秋白？ 1935 年 2 月的赣南山区，残冬的冷雨浇不灭苏区沦陷的悲凉，瞿秋白裹着破旧的棉袄，跟着护送队伍在泥泞中蹒跚前行，此时距离中央红军长征已过去三个月，他因患严重肺病被留在苏区，同行的还有何叔衡、邓子恢，以及项英的妻子张亮、苏维埃妇女部长周月林，这支七人的小队伍伪装成商客，由一个排的红军护送，目标是突破封锁线前往上海，没人想到，一场灭顶之灾正等着他们。 2月24日凌晨，队伍在长汀濯田水口镇生火烘衣，炊烟却引来了国民党保安团。护送队长临阵脱逃，何叔衡为不拖累众人跳崖牺牲，邓子恢拼死突围，仅瞿秋白、张亮和周月林三人遁入丛林。被俘时，三人早已商议好化名，瞿秋白自称 “林祺祥”，是被红军抓来的医生，张亮扮成 “周莲英”，谎称是香菇商的老板娘；周月林则化名 “陈秀英”，假称是脱离红军的护士，这些精心编织的身份骗过了初审的敌人，瞿秋白甚至得以写信向鲁迅求助，信中他写道我并不是共产党员，如有人证明，可获释放。然而，平静只维持了两个月，4 月 10 日，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在战斗中牺牲，他的妻子徐氏被俘后供出重要线索，瞿秋白曾在汤屋住过两晚，紧接着，曾在苏区担任收发员的叛徒郑大鹏指认，那个自称医生的林祺祥，就是共产党的领袖瞿秋白，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亲自下令劝降不成，就地正法，6 月 18 日，瞿秋白在罗汉岭刑场高唱《国际歌》，用俄语喊出 “中国共产党万岁”，年仅 36 岁的生命定格在枪口之下。瞿秋白的被俘看似偶然，实则暴露了苏区疏散机制的漏洞，在主力红军撤离后，留守人员缺乏系统的隐蔽方案，生火暴露行踪、护送力量薄弱等细节，折射出当时苏区在极端困境下的被动。 1938 年 5 月，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消息传来，张亮和周月林终于从龙岩监狱获释，此时的周月林还不知道，丈夫梁柏台早已在三年前的突围中牺牲，而张亮满心期待着与丈夫项英重逢，重新投身革命，两人结伴前往南昌寻找党组织，却在途中失散，张亮独自一人穿越封锁线，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皖南找到了新四军军部。项英见到妻子的第一面，没有嘘寒问暖，只有拍桌而起的怒吼，三年来，他在深山里打游击，多次险遭叛徒出卖，对 “背叛” 二字已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更关键的是，国民党报纸曾刊登过张亮与周月林的 “悔过书”—— 尽管那是敌人伪造的攻心手段，却成了项英心中的刺。当张亮因委屈而结巴着辩解时，项英眼中的 “紧张失措” 印证了他最坏的猜想，枪声响起的那一刻，张亮眼中的震惊与项英颤抖的枪口，成为了革命史上最残酷的瞬间。当张亮倒在项英的枪口下时，远在浙江的周月林正顶着 “叛徒” 的骂名，在船工家的灶前熬着苦涩的粥，这个曾在苏维埃政府担任妇女部长的女革命家，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冒死救回的瞿秋白，会成为她后半生噩梦的开端。 1955 年 6 月 18 日，瞿秋白迁葬仪式在八宝山举行，夫人杨之华当众恳请中央严惩叛徒，此时张亮已死，所有矛头直指唯一在世的周月林。 8 月 24 日，上海街头的梧桐叶刚刚泛黄，周月林被戴上手铐时，还在居委会的调解桌上帮居民分着煤票，她被关进功德林监狱，一关就是十年。 1965 年的判决书上，“出卖党的领导人” 的罪名没有任何实质证据，仅凭 “与瞿秋白一同被俘” 的间接推测，在劳改农场，她每天清晨都会对着围墙外的杨树背诵《共产党宣言》，指甲缝里嵌着盐碱地的泥，却始终留着半截铅笔，在草纸背面写着申诉信。转机出现在 1975 年的一个冬夜，专案组人员在南京档案馆的旧报纸堆里，发现了一则泛黄的报道，这些被尘封的证据链，终于撕开了笼罩在周月林头上的迷雾，1979 年 11 月，当她拖着浮肿的双腿走出监狱时，白发已爬满双鬓，而距离她被捕，整整过去了二十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