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主席躲进农妇家。没想到，敌人搜查时，农妇却说：“你们要找的人，在我家

1933年，主席躲进农妇家。没想到，敌人搜查时，农妇却说：“你们要找的人，在我家！”然而，就是这一句话，26年后，她收到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1933年深秋的黄袍山笼罩在肃杀气氛中。国民党部队突然包围村庄，刺刀在阳光下泛着冷光。

他们得到密报：毛泽东藏身此地。

士兵们挨家挨户搜查，把全村老少赶到晒谷场，枪栓拉动的声响惊飞了树上的麻雀。

人群中站着位裹着头巾的农妇，眼角皱纹像刀刻般深邃。

她五个孩子都参加了红军，大儿子两年前在江西牺牲时，她咬着牙没掉一滴泪。

此刻她余光扫过自家土坯房，手心攥着的头巾早已被汗水浸透——三天前她刚把受伤的毛泽东藏进地窖。

枪托砸在村民背上的闷响惊醒了她的回忆，带队的军官揪出个老汉，枪管顶住太阳穴："再不说，脑袋开花！"老汉嘴唇哆嗦着，浑浊的眼睛望向她家方向。

农妇突然推开人群："别为难乡亲！你们要找的人在我屋里！"

土坯房的门板在暴力踢踹中轰然倒地，农妇领着士兵掀开地窖木板，拽出个穿灰布衫的男人。

军官掏出画像比对：方脸盘、高颧骨、右额有颗痣，确实像通缉令上的模样。

等士兵押着人走远，晒谷场上的乡亲们突然爆发出压抑的哭声——被带走的是农妇最后一个儿子。

原来三天前毛泽东进村时，农妇发现这位红军领袖竟与自己三儿子有七分相似。

当地窖传来搜查动静时，她当机立断让儿子换上毛泽东的旧军装。

被捆走的年轻人最后回头喊了声"娘"，这声呼唤二十六年後依然会在深夜惊醒这位母亲。

这位被称作"黄菊妈"的农妇其实刚满四十岁，生活的重担让她看起来像六十老妪。

十二岁当童养媳，二十岁守寡，靠挖野菜养大五个孩子。

红军在黄袍山建立根据地时，她是最早给游击队送粮的群众。

大儿子参军前夜，她摸着孩子脸颊说："跟着毛委员，穷人才有活路。"

噩耗接踵而至，二儿子在第四次反围剿时肠子被打穿仍抱着炸药包冲锋，小女儿在长征路上为保护伤员被战马踏碎胸腔。

最像毛泽东的三儿子被国民党杀害后，敌人把他的头颅挂在城墙上示众。

当最后一个孩子牺牲的消息传来，黄菊妈正在编草鞋，麻绳勒进指缝渗出血珠。

1937年深冬，黄菊妈被捕入狱。

特务用烧红的铁钳烫她胸口，逼问红军情报。血水顺着木凳往下淌，她数着牢房窗棂外的梧桐叶，从二十八片熬到只剩三片。

次年春天出狱时，她左耳失聪，十指关节永久变形，却始终没吐露半字机密。

解放后清剿残匪时，五十六岁的黄菊妈带着民兵钻山沟，她能凭鸟雀惊飞的方向判断土匪藏身处，靠的是当年躲避白狗子的经验。

抗美援朝那年，她把卖草鞋攒下的旧币换成十根金条捐给志愿军，银行职员看着麻袋里沾着泥土的零钱红了眼眶。

1959年国庆前夕，北京来的吉普车开进山村。

黄菊妈握着毛主席亲笔信的手不停颤抖，信纸上的"菊喜同志"四个字让她想起1933年那个秋夜——地窖里的毛泽东握着她的手说："等胜利了，接您去北京看天安门。"

十月一日的城楼上，六十七岁的农妇扶着汉白玉栏杆。

当毛主席走过来时，她下意识想撩衣襟擦手，却被温暖的手掌握住。

广场上翻涌的红旗映在她浑浊的瞳孔里，三十年前藏在灶台下的红旗也是这般鲜红。

1971年麦收时节，八十九岁的黄菊妈在睡梦中离世。

枕边木匣里整齐叠放着五张烈士证，每张都按儿女牺牲的时间顺序排列。

送葬队伍绵延三里，打头的是当年被她救下的游击队员，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老将军。

山风掠过黄袍山的新坟，带着草叶清香的空气里，隐约传来赤卫队操练时的呐喊。

那些用乳汁哺育过红军的母亲们，那些送儿送郎上战场的妻子们，她们的名字或许不被历史记载，但每块浸透鲜血的土壤都记得——红旗上的五颗金星，有她们用生命绣上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