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军统特务毛森抓到了一个交际花小姐，在审讯期间，毛森扒下她的衣服，露出雪白的肌肤，“你到底说不说！”见美人还不开口，毛森直接将点燃的烟头按在她身上。
1949年深秋的厦门笼罩在阴云之下，审讯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年仅二十五岁的刘惜芬被反绑在木椅上，胸前的衣裳被刀刃划开道道裂口。
叼着雪茄的审讯官凑近她耳边威胁，烟灰簌簌落在她渗血的伤口上。
这个从护士变成地下党员的姑娘始终挺直脊梁，嘴角竟泛起若有若无的弧度。
在敌人眼里这是挑衅，在战友心中这是永不熄灭的火种。
时间倒回1924年的厦门码头，咸湿的海风里传来婴孩啼哭。
刘家新添的女婴尚不知命运多舛，六岁丧母的打击让姐妹俩早早就懂事了。
她们跟着做手工活的父亲艰难度日，破屋漏雨时就挤在墙角数瓦片，米缸见底时就分食半个地瓜。
1938年日军铁蹄踏碎鹭岛平静，十五岁的刘惜芬被迫辍学，背着竹筐穿梭在炮火未熄的街巷卖油条，油锅烫出的水泡和空袭警报声成了她最深的童年记忆。
命运的转折出现在博爱医院招护士那年。
白天她在诊室给伤员换药，夜里蹲在走廊就着月光啃医书。
那些趾高气昂的日本医生把中国病人扔在阴暗的一楼，她却总偷偷把消炎药片塞进同胞手里。
有次她撞见地下党员被追捕，二话不说把人藏进药品柜，等搜查的宪兵走远才发现自己后背全湿透了。
正是这次冒险，让革命的火种真正在她心里扎了根。
1945年抗战胜利的爆竹声未落，厦门又陷入白色恐怖。
刘惜芬在中山路开了间小诊所，挂着"专治头疼脑热"的布帘，实则是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
常来借书的胡大姐总说："惜芬啊，你给穷人看病时眼里的光，跟咱们红旗上的五角星一个样。"
这话在她心里滚了四年，直到1949年春天，她在鲜红党旗下举起右手，听见自己心跳声和解放军的炮声渐渐重合。
那年夏天的厦门格外闷热。
杀人如麻的毛森坐镇警备司令部，城门口天天挂着新的人头。
刘惜芬和战友们偏要往虎口里闯。
他们在午夜把"迎接解放"的标语贴满思明南路，用浆糊刷子在骑楼柱子上画五角星。
气得暴跳如雷的敌人全城搜捕，却没想到最危险的情报员，正踩着高跟鞋出入他们常去的百乐门舞厅。
化着浓妆的刘惜芬在舞池里旋转，耳垂上的假珍珠随着探戈节奏晃动。
那些喝得醉醺醺的军官最爱搂着她说机密，有次某位参谋长炫耀刚制定的清剿计划，她故意把红酒洒在他崭新军装上，趁着手忙脚乱擦拭时记下了所有细节。
等回到诊所阁楼，她就着煤油灯把情报编成暗码，藏在给"病人"的中药包里。
危险终究在秋雨绵绵的夜晚降临。
三个便衣踹开诊所木门时，刘惜芬正把最后一份名单塞进墙缝。
特务把诊所翻得底朝天，却没想到他们要抓的"舞场红玫瑰"，此刻素面朝天穿着护士服，口袋里还装着没发完的退烧药。
在警备司令部的刑房里，烧红的烙铁烫焦了她的锁骨，竹签扎进指甲缝又拔出来，可她始终重复着："我是护士，只管救人。"
10月15日解放军总攻的炮声震得牢房铁窗哗哗作响。
满脸血污的刘惜芬挣扎着爬到墙边，把耳朵贴在冰凉的水泥墙上。
当听到远处传来熟悉的冲锋号时，她干裂的嘴唇终于扬起笑容。
丧心病狂的敌人在撤退前，用麻绳结束了这个年轻的生命。
她倒下的地方，离厦门解放只差三天。
五年后的深秋，一队解放军护送着黑檀木骨灰盒回到鹭岛。
沿途百姓默默摘掉斗笠，卖油条的老阿婆颤巍巍往灵车上抛白菊。
如今鸿山脚下立着块花岗岩纪念碑，上面既没刻官职也没写事迹，只简单留着"刘惜芬"三个字。
常有晨练的老人指着石碑对孙子说："瞧见没？当年就是这样的硬骨头，才换来咱们能在海边安心遛弯啊。"
从卖油条的小姑娘到穿梭敌营的红色特工，这个厦门女儿用二十五载光阴诠释了何为忠诚。
她没等到亲眼看见红旗插上日光岩的那天，但鼓浪屿的涛声里永远回响着她的名字。
那些在舞厅套取的情报、在诊所传递的密信、在刑房坚守的秘密，最终都化作鹭江两岸的万家灯火，照亮着后来人脚下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