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刺杀蒋介石失败的凶手来到延安，毛主席：你不能留在延安 “报告，延水河口那位客人到了。”1937年5月初，一名警卫推门喊了一句就退到门外，窑洞里的空气霎时凝住。毛泽东放下手里的文件，目光投向门口。那位“客人”，正是两年来被国民党中央通缉、以十万大洋悬赏的“百变刺客”华克之。 华克之的来历在延安并非秘密。早在1935年汪精卫遇袭时，他的名字就频频出现在南京警署的报告里——伪装成记者、混进国会大道对面的那家小报社，策动一场并不算完美的刺杀。从清点弹壳到审问嫌犯，国民党特务抓了上百人，却迟迟触不到真正的主谋。那一年，南京城流传一句话：“找不到华克之，就像抓不住一阵风。”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华克之在江浙一带消失了整整一年多。据后来零散的口供，他在杭州扮过挑肩担的货郎；在上海滩化装成替外国记者提箱的仆从；甚至在苏北某村落女扮男装混过春耕。蒋介石五次修改通缉令，赏格愈翻愈高。可惜赏金诱惑再大，也没人能递上一根属于华克之的头发。特务科私下说他“极可能已死”，但蒋介石自有判断——一个能在闹市区打枪却全身而退的人，很难轻易就地了结。 时间来到1936年底，西安事变尘埃落定，国共因抗日而启动合作。华克之敏锐地嗅到一个缝隙：原本对他恨之入骨的国民党高层，碍于舆论与战局，公开场合不再提“缉拿”。然而暗线依旧，南京军事委员会特种厅悄悄把他的案卷归入“内部绝密”。正是这份“冷处理”让华克之看到了向延安突围的机会——只要越过以潼关为轴心的几道封锁线，就有可能逃出追剿圈。 沿渭河向西，过黄陵、富县，再折向甘泉，华克之一路借助地下交通站，靠伪造的学生证与混迹商旅的机智，大约行走了二十余日。延安城北的山梁上，当年多了一张新面孔。警卫最先注意到的是他的眼神：并非疲惫，而是一种带着检视意味的冷静。或许在长期潜伏中，他已习惯先观察出口、再观察人。 毛泽东接见他时，并没有立即谈理想，而是先问了几句路途是否遭遇检查、沿途是否有人盯梢。听完汇报后，毛泽东靠在椅背，沉默一会儿才说：“延安是座大院子，进出的路多，但耳朵也多。你若留下，反而给自己添险。”这一句话道破核心——此刻的延安远非铜墙铁壁，不仅国民党探子在外“放风”，日本情报机关也已把视线投向陕北高原。留下一位通缉刺客，无异于在屋檐上点灯。 华克之却不愿就此离开，他把行囊放在脚边，一连说了三件事：其一，他确曾计划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直接击毙蒋介石；其二，他对蓝衣社与复兴社的特务网了如指掌；其三，他已别无去处，只有参加共产党，才能把生命转换成有用的筹码。话说到这份上，窑洞里的人都不吭声。片刻后，毛泽东才慢慢起身，走到地图前，指着华南一片地区：“华南形势复杂，日本人势必南进。敌后的统战、情报、交通，都缺你这样的人手。”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并未马上拍板让他去八路军总队或延安抗大，而是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先由华南工作委员会接应，随后再视战局调整。这样安排，一是避开延安安全隐患；二是让华克之继续发挥“百变”优势，潜伏在敌我交错的沿海城市。华克之听罢，只说了六个字：“请主席放心便是。”这一简短回应，大概比任何豪言壮语更能说明决心。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一个月后，华克之以旧识“姚春耕”之名潜入广州。公开身份是码头账房，暗线身份则直属中共中央社会部华南站。他熟稔广府话，能与船老大谈天，也能与巡捕房打太极，时不时把一份装在烟袋里的情报交给交通员。情报大多与日军南下路线、国民党高层部署、第三方面军事力量动向相关。此后，东江纵队多次按图索骥成功破坏港口补给线，少不了华克之一份功劳。 值得一提的是，为掩人耳目，他在广州期间竟重操摄像机旧业。外界只看到一个替外商拍新闻短片的“自由摄影师”，却不知道相机暗格里塞着的胶片，每周都会被冲洗两套——一套交给报馆，一套交给八路军驻港办事处。有人疑惑这门手艺是在哪学的；据他自己闲聊时透露，早年混上海法租界，给法国商社照过广告，镜头下的姿态多学多练，不怕露馅。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对华南压制升级。华克之曾三次险些被捕：一次在佛山东平河码头，被宪兵队临检，好在他提前把手枪卸成零件分装于鱼罐中；一次在香港仔，因言语露出北方口音，被化名“东叔”的同志拉去茶楼唱潮曲才糊弄过去；最后一次在韶关取道大庾岭时，独自躲过突击搜山，据说整整两天只靠一把粗盐和半壶水支撑。有人问他怕不怕，他笑了：“怕？怕就不会去南京打枪。” 1940年末，国民党军统内部一次机要会议上，隐藏最深的特务意外走漏风声：“广州外商摄影圈里有个‘姚姓’的，很像旧档案里的华克之。”这条线索后来层层上报，却没能落实到具体抓捕——城防混乱、特务重心北移，再加上大轰炸，华南情报系统已呈碎片化态势。蒋介石只在批示里写了两个字：“遗憾。”特务科的人心知肚明：人再狡猾，只要没抓到，就是一张白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