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孙玉国回到辽宁老家，这也意味着他彻底告别了军旅生活，不再是沈阳军区副

1982年，孙玉国回到辽宁老家，这也意味着他彻底告别了军旅生活，不再是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1982年的一个清晨，孙玉国望着窗外飞逝的景色，心里五味杂陈。昨天他还是沈阳军区副司令员，今天就成了要去远郊工厂当工人的普通人。 他想起了几个月前的事情。那是1981年的冬天，组织上通知他可以回家了。妻子孙国珍听到汽车喇叭声，跑出来一看，真的是丈夫拿着行装回来了。她本以为丈夫会掉眼泪，就像1967年他从黑龙江回来时，她哭着迎接他一样。可这次，她一点准备都没有。 这三年的停职审查，对孙玉国来说就像是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1977年7月1日，他被勒令停职，同年10月5日被免去军区副司令员的职务。最开始的半年，他不能接触外人，只能待在那栋日本式的小楼里。 那段日子，孙玉国学会了炒菜。有一天晚上，他想给妻子和孩子们做个花样豆腐，结果火烧大了，豆腐成了黑的。满屋子都是焦糊味，他满头大汗，直咧嘴。妻子看着他照着书本做菜的样子，当时就哭了，一下扑过来：＂玉国，你甭看书了，孩子的肚子都饿了。＂ 还有一次，儿子从学校拿回一张表格，要填写家庭关系。孙玉国看到后，脸色立马沉了下来。他看着儿子在父亲一栏里写上自己的名字，咬咬嘴唇说：＂不要写爸爸。＂ 儿子瞪着大眼问：＂为什么？＂ ＂不要写爸爸！＂孙玉国难过地说。 儿子既怕又委屈，哭了起来。孙玉国赶紧哄他：＂听话，你就说，我爸爸死了。＂ 儿子反而哭得更凶了。这时候，妻子从厨房走出来，抓住儿子的手：＂写吧，你有爸爸，叫孙玉国。＂ 孙玉国第一天来工厂报到时，心里七上八下的。他琢磨着，工人们会不会像看动物园里的稀罕物似的围着他指指点点？会不会在背后嘲笑他这个从云端跌落的将军？他甚至做好了在讥讽和白眼中工作的准备。 可事实让他意外了。第一天来厂里，出奇的平静。没人在门后窃窃私语，也没人从玻璃里往外瞅。这反倒让他觉得不正常了，工人们是不是在憋什么大招？ 答案很快就揭晓了——工人们是真心接纳他。厂里的政委齐永发陪他在小食堂吃饭。孙玉国起初以为这是领导专用食堂，几天后他才发现，齐政委其实和工人们一起在大食堂排队买饭，这小食堂原来是招待客人用的。他的办公桌是从别处调来的，午休还专门给他安排了单间。搬家时，一群叫不上名字的工人主动来帮忙。 ＂我们甩几把老K吧！＂休息时，工人们拽着他。 ＂我不会玩。＂孙玉国推辞着。其实他在边防部队时，玩得比谁都凶。 ＂我们教你！＂工人们热情地说。 ＂我们喝两盅吧！＂到了周末，又有人拉他喝酒。 ＂我不会喝。＂他继续推托。实际上，他在乌苏里江边冬天能喝半斤白酒。 ＂当工人不会喝酒哪行，我们教你！＂ 刚开始，孙玉国胆战心惊地玩儿，胆战心惊地喝。工人们看不过去了，直接说：＂你看得起我们吗？那就别像个套中人一样活着！＂ 这话像重锤敲击着他的心。他开始反思自己的畏缩和虚伪。终于有一天，他和工人们一起干活时，突然露出了笑容。一个工人愣住了，捅捅身边的人，大家都惊奇地看着他。 ＂出什么事了？＂孙玉国问。 ＂你刚才笑了。＂那个工人说。 是啊，多少天板着脸，今天他终于笑了。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轻松，是对未来的乐观。他找到齐政委：＂政委，我看差不多了吧？＂ ＂什么呀？＂ ＂你买饭，我也买饭。你往哪，我也往哪。下个月，让我跟工人一块上下班！＂ 孙玉国接手的是行政后勤工作，别人都说这活儿费力不讨好。房子问题、子女就业、工人补调粮油，还有浴池、车队、俱乐部等等，会把人搞得焦头烂额。可渐渐地，工人们对他刮目相看了。 他到工厂不久，就调任厂工资委员会主任。公布长级名单时，却没有他的名字。他的工资级别很低，但任何场合都没见他露出半点懊恼的表情。 那时候，他基本工资只有70元，妻子40多元，俩孩子的开销不小。可他从不向工人们透露自己的拮据。一些人以为他是富户，看他进车间就一拥而上把他兜里的烟摸个精光。孙玉国毫不吝啬，又从帽子里或背兜里掏出一盒。 妻子刚给他买了几盒好烟，留着过节抽的，听说他要戒烟，大吃一惊：＂你烟瘾那么大，抽烟的历史比孩子年龄都长，说戒就戒？＂ ＂不，是真的。＂孙玉国坦白了心里话，＂我要通过戒烟，给自己长两级工资。＂ 妻子听了，头转向一边。家里要精打细算过日子，每月发工资时都紧巴巴的，换季给孩子添衣服，家里来了客人，常常要厚着脸皮向邻居借钱。他每月的烟钱，确实是笔不小的开支。 工人们不知道这些内情，但很快就发现了。厂里供应面粉和油之类的副食时，孙玉国总是悄悄离开。起初大家以为这些东西他不缺，现在明白了，原来是他买不起。 从那以后，工人们主动给他递烟。每次他回到办公室，兜里就会多出一包烟，也不知道是谁偷偷放的。他想找到烟的主人，但工人们不需要他感激，退还又会让人生气。他只能在心里默默地记着大家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