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左宗棠的曾孙有意重返上海，便致函市委，恳请分配一套低楼层的住房，不料这一请求竟被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女儿婉言回绝。 左景鉴，1909年9月9日出生于湖南湘阴，是晚清重臣左宗棠的曾孙。家族的“慎交友、勤耕读”家训在他身上得到了传承。14岁时，他考入长沙明德中学，展现出过人的学识。1929年，经校长推荐，他进入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现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先在南京金陵大学（现南京大学）完成医预科学习，1932年回到上海继续深造。1937年，他取得医学学士和博士学位，正式踏上医学生涯。 毕业后，左景鉴在上海医学院任教，从讲师晋升为教授，同时在上海红十字会总医院（现华山医院）和中山医院担任要职。他专攻外科，尤其在腹部和肛肠外科领域造诣深厚。1950年，他加入朝鲜战争医疗队，为伤员实施手术，展现了医者的无私。1952年，他在丹东建立中国首个大型中央血库，为医疗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他还翻译了《Kraske’s Surgery》，参与编写《黄家驷外科学》，推动了外科知识的传播。 1956年，左景鉴响应国家号召，放弃上海180平方米的复式住宅，举家迁往重庆，参与筹建重庆医学院（现重庆医科大学），并担任附属第一医院首任院长（1957-1968年）。他在重庆开创了胃肠和肛肠外科，完成了当地首例胆囊切除和肝癌切除手术，改进了腹部穿刺诊断技术。20世纪60年代，他与黄家驷、裘法祖、吴阶平并称中国外科“四大刀”，声名远扬。 左景鉴还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担任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和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以及中国农工民主党重庆市委会副主任委员，为医疗政策建言献策。1971年，他被诊断患膀胱癌，预后仅一年，但他凭借顽强的意志力活到1997年5月12日，享年88岁。他的墓碑铭文写道：“爱国敬业，医坛建功绩；言传身教，为国育英才。” 1996年，左景鉴已87岁，身体状况日益衰弱，腿脚不便。他在重庆生活了40年后，萌生了返回上海的念头。上海不仅是他职业生涯的起点，还有优质的医疗资源，更重要的是，他的女儿左焕琛在那里担任副市长。左景鉴希望能住在一套低楼层的公寓，方便日常活动，避免爬楼梯的困难。 为此，他提笔给上海市委写信，请求分配一套低楼层住房。这封信承载了他对晚年生活的期盼，也寄托了对家乡的眷恋。信件寄出后，很快送到了上海市委相关负责人手中，最终转到了左焕琛的案头。 左焕琛，1940年出生，继承了父亲的医学天赋，是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教授，专攻影像医学和心血管病研究。1996年，她当选上海市副市长，负责城市管理事务，手中握有一定的资源分配权力。面对父亲的请求，她陷入了两难境地。 左焕琛深知父亲的贡献和需求，但她更清楚自己的职责。作为副市长，她必须以身作则，维护公平原则。如果为父亲破例分配住房，可能被视为滥用职权，违背她一贯坚持的职业操守。最终，她选择了拒绝父亲的请求，明确表示不能因私人关系动用公共资源。 这一决定对左景鉴来说无疑是个打击，但他并未因此埋怨女儿。相反，他尊重她的选择，认可她对原则的坚守。这不仅体现了他个人的宽容，也反映了左氏家族一贯的正直家风。 住房请求被拒后，左景鉴并未继续寻求特殊待遇。他接受了女儿的安排，开始寻找其他解决方案。左焕琛积极联系了上海的几家养老院，最终为父亲选定了一家位于市中心、靠近医院的机构。这家养老院环境整洁，医疗服务完善，适合左景鉴的健康需求。 入住养老院后，左景鉴的生活逐渐安定。他每天按时接受健康检查，阅读医学书籍，偶尔与老友交流。左焕琛每周尽量抽空探望，带去水果和书籍，父女之间的感情依然深厚。左景鉴曾对女儿说，工作忙碌也要注意身体，展现了他对女儿的关爱。 1997年5月12日，左景鉴在养老院安详离世，享年88岁。他的追悼会上，左焕琛发表了简短的致辞，表达了对父亲一生的敬仰。她提到，父亲教导她坚持原则，即使面对个人需求也不动摇，这成为她职业生涯的指引。 左景鉴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落幕，但他的医学贡献和家风传承却长存。他的故事，尤其是1996年的住房事件，引发了人们对家庭与公共责任的深刻思考。在那个快速变革的年代，个人需求与社会公平的平衡成为许多人面临的难题。左景鉴和左焕琛用他们的选择，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