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国人喜欢喝酒，祭鬼，葬死人还讲排场，郑国人更灵活，一会儿抱晋国大腿，一会儿又站到楚国那边，周天子看着就烦，其他诸侯也不待见他们，觉得这俩国家一个迷信，一个没骨气，谁当了“异类”，谁就成了靶子。
宋国是商朝后代，老祖宗是商纣王的哥哥微子启，周人灭商后没把他们赶尽杀绝，反倒给了块地让他们自立门户。
宋人没丢掉祖宗的规矩，还是那套“事鬼如事人”，动不动就大祭，酒水成缸地倒，周礼讲天命，讲克己复礼，觉得他们这就是“邪风”。
《礼记·王制》提过，宋国葬人要在庭院中央设灵棚，周人觉得这不合礼，“野而不文”，可宋人不觉得，越是祖宗留下来的规矩，越得守。
郑国也没干净到哪去，他们祖上是周厉王的弟弟，算是王室旁支。地盘在今天河南新郑一带，正处中原要冲，西挨晋，南靠楚，像夹心饼干。
郑人会做生意，会算账，一看形势不对就换靠山，楚来打了，他们跟楚；晋打回来，他们又投晋。
这种“朝秦暮楚”让周边国家都觉得不靠谱，《左传》多次记郑人为“两可”之人，说话不硬，干事也滑。
宋人更惨，宋襄公打仗讲义气，泓水之战，面对楚军过河，他不偷袭，非得等人马齐整才打，结果楚军排好了阵，把宋军打得落花流水。
《左传》记载得清楚，宋襄公还嘴硬，说“仁义不可弃也”，后人听了都笑，说他是“圣人之讥”。
等到战国初，宋国实力早就不行了，各大国都来瓜分它，最后被魏国干掉，只留下一地鸡毛。
郑国也不好过，子产是个能人，搞过地租改革，立法讲理，被孔子夸过，但政治上还是得低头。
有一次楚国派兵打郑，郑人吓得连夜撤掉防线，后来又被晋国训了话，只能赔礼道歉。
公元前375年，韩国和魏国联合，把郑国一锅端了，郑人从此成了历史资料。
再说寓言这事，韩非子是郑国人，庄子是宋人，这两位都不是省油的灯。韩非写了好几个段子讽刺自己家乡人。
比如“郑人买履”，讲一个郑国人光信尺码，结果鞋没买成，这其实是讲形式主义，但用了家乡人当笑料。
再比如“买椟还珠”，也是讽刺郑人眼光问题，这些寓言流传广了，郑国人“死板”“迂腐”的名声也就跟着传开。
宋国人也没逃过，庄子写了“守株待兔”，说宋人看见兔子撞树死了，就天天蹲那等兔子。
这故事放在《韩非子》里，说的是“因循守旧”的毛病，可一说到“宋人”，大家脑子里就有画面了，一个坐地发呆的傻子，可笑的是，这些故事讲的人，其实都是写故事的作者自己的同乡。
诸子百家那个时代，大国不好惹，楚国有兵，秦国有钱，讲错话就要掉脑袋。
宋郑早就灭国了，没人管，骂他们安全，不惹麻烦，《吕氏春秋》里也有不少这类话，比如“宋人之俗，好言而寡行”，这些话一传十，十传百，最后变成了标签。
时间久了，连孔子都被拖下水，孔子是宋国人，祖上是微子启，有人就说，儒家那股“死要面子”的劲儿，跟宋国文化脱不了干系。
墨子也是宋人，主张“兼爱”“非攻”，听起来像是理想主义，等到战国打得热火朝天，这些主张就显得格格不入。
道家的庄子更直接，一张嘴就讽刺当权者，但讲故事时也没放过自家宋人。
讲白了，这些人是在“反向自嘲”，拿自己国家当反例，把自己和世道拧成一股劲，有点像现在的脱口秀演员，拿家乡口音当笑话讲，大家一乐，掌声就来了。
可问题是，这种笑，慢慢变了味，到后世，宋郑成了“笑柄”，别人说“你这人跟宋人似的”，不是夸你厚道，是笑你傻。
说“郑人买履”，不是讲故事，是讽刺你死脑筋，成语里的“椟”“兔”“履”，哪一个不是负面词。你要是个宋郑后代，听了能不窝火？
更讽刺的是，这两国贡献不小，宋出儒道墨，郑有法家苗头，郑子产在春秋时就搞税改，搞“铸刑书”，让老百姓知道犯法的标准，被史家认为是法家萌芽，可这些正面形象没多少人记得，反倒是“段子”流传下来。
现在网上有人调侃“豫黑”，说河南人爱骗、爱赖、小聪明，这种偏见其实早在春秋战国就埋下了种子。
宋、郑都在今天河南，几千年过去，文化偏见还在，这不是巧合，是历史叙事的结果。
谁写故事，谁就掌握话语权，当年韩非、庄子是为了表达观点，把自己国家当道具。
可读者不是每个都懂背景，笑完了也不管真假，久而久之就信了，“宋人都傻”“郑人都奸”，成了口头禅。
一个国家灭了，还有人记得它的典故，看起来是文化遗产，实际上是文化偏见，宋郑没机会替自己说话，只能任人打标签。而这些标签，一贴就是几千年。
参考资料：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