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冬天，北京协和医院的病房里，一个躺了十几天的老人，拉着妻子的手低声说：“我这一辈子，对不起的人是宜兰。”说完这句，没再睁开眼。
这人就是王耀武，曾是国民党74军的名将，抗战时打得日本人心惊胆战，后来在济南被俘，成了战犯，20年后获特赦，却没能逃过病痛和往事的折磨。
王耀武从战犯营出来那年是1959年，中央决定特赦第一批战犯，他被列进名单不是巧合。
他当年在湘西会战里，三万日军被围剿，战报传到延安，毛泽东拍了桌子：“王耀武能打。”
后来在功绩和改造两项里，他都压得住，入狱后不怨天尤人，一头扎进了军事教学，还整理了战役手记。改造小组一致通过。
特赦后，他没回山东老家，而是留在北京，进了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当时谁都知道他是“特殊人”，但也没人敢太近。
有一回，周恩来亲自出面，把王耀武介绍给了吴伯伦，一位北京中学的历史教师。
俩人后来成婚，吴伯伦很安静，不问过去，只管照顾他。有病陪着看，有饭一起吃，从不在人前提他的身份。
这段婚姻开始时，其实还有人反对，郑宜兰，也就是王耀武的原配，还在香港生活。
她写信来，说两人不该断得这么快，但王耀武心里明白，他们分开太久了，过不回去了。
他和吴伯伦过得平淡，偶尔聊天也避开旧事，最让人难的是那年他被确诊帕金森病，手抖、走路困难，靠药也不顶用。
吴伯伦没走，一直陪着，王耀武晚年几次病重，临终前让女儿王鲁云照顾吴伯伦，说：“她是你妈。”
有段时间，王耀武一心做文史工作，他不再穿军装，也不谈军人气节，他写了《济南战役回忆录》，只是在处理吴化文起义的细节上，删了不少。
特别是提到蒋介石时，他咬牙删了整段，他知道那不是他能说的。
但他私底下没放弃自己那一套，书桌上常摆着黄埔军校纪念册，别人问他怎么看内战，他笑着说：“哪有殉国？内战打的是兄弟。”
但说到黄埔，他仍说：“那是我一生最骄傲的地方。”有人给他贴个“旧军阀”的标签，他不吭声，也不反驳，他只是不愿别人把他当“悔过者”。
他那几年写了不少稿子，《抗日战争回忆录》也动了笔，稿子不让公开，他就自己留着。
有些内容提到74军的阵亡名单，他一字不差记下，人家劝他：“别写这些没人敢看的。”他摇头说：“我怕忘。”
1960年代中后期，他精神状况越来越差，帕金森病影响的不只是身体，连说话都开始含糊。
他常常在屋里自言自语，有时还喊“宜兰”，喊得吴伯伦掉眼泪，有次王鲁云来看他，他说：“我也想去香港看看她……但怕回不来。”
他没能去成。1968年冬，病情突然恶化，住进医院，他躺在病床上，意识模糊，连护士都说：“他像在回战场。”心肌梗塞合并帕金森终末期，死亡证明是这么写的。
可家人都知道，他早在几年前就像是另一个人了，王鲁云后来说：“我爸那几年活得太压抑。”
葬礼办得悄悄的，那天早上，八宝山职工提前进场，安排了一块特殊墓位，那一排里，有方志敏、蔡和森，现在也有了王耀武。
毛泽东曾在王耀武被俘后说过一句：“他是抗战英雄。”虽然没给他恢复军职，但八宝山的这块地算是定了调。
一些人问王鲁云：“你爸最后悔什么？”她答不上，有人说他悔投降，有人说他悔内战，也有人说他没悔任何事。
他晚年拒绝写“悔罪书”，政协文史资料编辑找他几次，他只说一句话：“我一生写的东西，都在这。”指的就是他桌上那几本泛黄手稿。
最难忘的一件事，是他死后，吴伯伦发现家里那本《孙子兵法》不见了，那是王耀武手抄本，里面夹着他的军训笔记，还有74军开会时的简报。
找了几天，没找着，有人猜是被顺手拿走的，也有人说是他自己藏了起来。
这本书没找回来，但他留下的笔记，有些还是进了《政协文史资料选辑》。
虽然很多章节被删了，但看得出来他写这些不是为了谁，是为了自己，那种孤独和倔强，不在话里，在笔尖上。
王耀武的一生，打过仗、当过俘虏、做过文员，活得像个将军，也像个犯人，他走的时候，没说“我无愧”，只说：“别难过。”王鲁云扶着吴伯伦，说：“我们记得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