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站在床前问：“还有谁能用？”曾国藩喘着气说了五个名字，那一年是1872年，他人还没断气，心里挂的却不是家人，而是国家。
湘军刚散，朝廷又怕汉人权大，左宗棠跟他有过节，李鸿章心里没底，军机处也怕出乱子，这不是托孤，这是托命。
当时湘军裁撤已成定局，慈禧太后怕曾国藩掌兵太多，撤的是兵，断的是根，李鸿章撑着淮军，虽然还有点兵权，但只靠自己顶不住。
曾国藩临终前见李鸿章，一开口就是：“兵不能散。”再怎么不服左宗棠，也不得不推荐他，除了左，还有彭玉麟、郭嵩焘、刘长佑、沈葆桢。他说得很直，“以后靠他们了。”
左宗棠是个狠人，嘴硬心硬，当年太平军打到湖南，他骂曾国藩瞒报军情，说他“纸上谈兵”，可打仗是真行，收复新疆，平定陕甘，走的是死地，拼的是命。
他带兵过天山，一路苦寒，部队在大雪里啃干粮，他不怕死，只怕拖，新疆丢了两年，朝廷没动静，左宗棠不等，自己筹钱、借粮，硬是打回来180万平方公里。
曾国藩早年虽不喜欢他，但临终时还得服气，说他“用兵如神”。
彭玉麟跟他们都不一样，不是将门出身，也不是权贵子弟，早年在家种田，后来在湖南水师做事，练兵练出个水上湘军。
他有“三不要”，不要官，不要钱，不要命，两江总督的位置他推了好几次，曾国藩夸他“义胆忠肝”，和塔齐布一起是“血性中人”。
清廷要建近代海军，彭玉麟自己跑到福建选址建厂，还写信骂朝中人“尸位素餐”，李鸿章后来搞的北洋水师，早期很多人都是彭玉麟一手带出来的。
郭嵩焘的命不好，他当过首任驻英公使，主张“通商不等于卖国”，还建议开办西式学堂、培养翻译官。
他的《使西记》是清朝第一个海外见闻录，可他讲话太直，常得罪人，曾国藩说他“胆识过人”，但在朝中没朋友。
他去英国那年，手里连国旗都没有，船靠港时拿了一块写着“清国大臣”的布条挂在船头。
回来时被骂是“洋奴”，保守派要弹劾他，连生病都说是假装，曾国藩骂了一句：“这是朝廷的耳聋目盲。”
刘长佑是个实干派。他不是湘军系统的，也不太听李鸿章的，镇压捻军有功，打仗快、狠、不拖泥带水。
清法战争时期他主张援越南，还提“三路东征”，从广西、广东、海上三路夹击法军。
但军机处嫌耗银子、太激进，没听，他气得写信说：“再不打，越南全没了。”后来果然越南保不住，他在家生闷气，晚年靠喝酒过日子。曾国藩评价他“有胆有谋”。
沈葆桢是福建人，搞的是洋务，他一手办起马尾船政局，从法国买设备、请教官、建学堂。
他送了一批学生去法国学造船，有个学生叫詹天佑，清朝没他，南洋舰队早就垮了，他为人低调，和李鸿章配合得好，是南洋水师的根。
有人说他是“洋务幕后第一人”，朝廷后来打算裁水师经费，他跑去北京据理力争，说“无海防即无疆界”，咸丰年间曾国藩在福建时就留意过他，说这人“稳重可靠，堪用”。
这五个人，被曾国藩称作“后贤”，李鸿章本来不太信服他们，特别是左宗棠和他不对付，可曾国藩死后，局势一天天紧了。
朝中靠得住的不多，慈禧表面不干政，背地里提防汉人结党，李鸿章只好用旧人。
淮军的人越来越多掌实权，清廷怕了，搞“中兴四大名臣”来分权，说是表彰，其实是制衡。
曾国藩用人，从不看派系，他和左宗棠吵过、冷过，但还是把左往上推，当年湘军打南京，左宗棠在福建发牢骚，说曾国藩独占功劳。
李鸿章也看不惯左的脾气，觉得他“刚愎自用”，可曾国藩说，“不计小忿，而成大事。”他选人，只问是否真干事，不问是否顺眼。
他搞湘军，是靠士人和农民混编，讲“忠义”、“血性”，他最服的将领塔齐布，一字不识，但冲锋从不退。
死在前线时，曾国藩痛哭说：“此人可领万人军。”彭玉麟原是个落第秀才，曾国藩硬是看出他有胆量，给他兵权，这些人出身杂，但讲义气、能打仗，不靠裙带、不靠贡生。
但也不是没短板，曾国藩搞出来的湘军、推荐的人，多是湖南、江西、安徽那一带的，朝中说他搞小团体，他也管不了科举腐败，老是提拔门生故旧。
他死后，湘淮系膨胀太快，朝廷防不胜防，左宗棠去打西北时，军费是李鸿章批的，李手一慢，左就骂，说“人误我，我亦误人”。军中互掣，敌人还没打，自己先扯皮。
清末的洋务运动，有起色，但始终像补锅，左宗棠打下新疆，回头看朝廷没人接手；郭嵩焘在外交上铺路，一回国就被削权；刘长佑想抗日，被冷处理；彭玉麟退居二线，不愿掺和官场。
沈葆桢的海军刚起步，就因经费问题被一刀砍半，五个人都在拼命，但没一个能彻底改变局势。
曾国藩最后说，“成事在人，不在天。”可他也明白，靠人不是长久之计，他没留家产，把家教写成一封信，交给儿子，说“勿争功，勿多言。”他用人靠眼光，但时代更讲风向。
他信后贤，但后贤未必能扛得住朝局，他的五虎将，一个比一个能干，一个比一个窝火，他临死时说得最多的不是“保家”，是“保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