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初立，天下初安，百业待兴。晋武帝司马炎为恢复生产、稳定社会，于公元280年颁布《占田令》。此令旨在鼓励农桑、安置流民，用心不可谓不良苦。然而，它为何未能阻止社会矛盾激化呢？
《占田令》规定，男子可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官员则按品级高低，能合法占有更多土地，从一品到九品，占田数从五十顷到十顷不等。 不仅如此，官员还能“荫庇”亲属，甚至庇护“佃客”（依附农）和“衣食客”（私人部曲），这些人无需向国家纳税服役。
这套制度的核心是“占田”与“课田”并行。占田明确了不同身份者能拥有的土地份额，课田则规定了百姓必须耕种并纳税的土地数量，男子五十亩，女子二十亩。
乍一看，似乎人人有田可耕，国家税收有保障，社会也能安定。但实际上，《占田令》从设计之初就存在巨大不平等。
普通百姓能占有的土地，与高官显贵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更糟糕的是，官员不仅占田多，还能通过“荫客”制度，将大量人口和土地资源从国家税收体系中剥离，变为私产。
“荫客”制度，实则是给世家大族大开方便之门，让他们得以合法扩充私人势力。
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为逃避国家繁重的赋役，纷纷投靠世家大族做佃客。他们虽名义上非奴隶，但人身依附极强，生活境遇往往比自耕农还差。 再从执行层面看，《占田令》问题频出。战乱后，土地分布不均，许多地方地广人稀，有些地方则被地方豪强实际掌控。
普通流民返乡，理论上可分到七十亩或三十亩地。然而，他们有耕牛吗？有农具吗？有种子吗？一无所有的流民，启动生产谈何容易。 而世家大族根基深厚、家财万贯，《占田令》对他们而言，更像是对既得利益的追认与合法化。
地方官员多出身大地主，执行政策时自然偏袒本阶层。他们利用职权，或直接侵占民田，或通过放贷等手段，让挣扎在生存线上的小农破产，沦为佃客。
如此一来，一个恶性循环形成：国家想通过分地增加自耕农，扩大税基；但政策漏洞和执行偏差，却使土地和人口加速向少数世家大族集中。国家直接控制力削弱，税收基础萎缩。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占田令》承认并固化了门第身份带来的巨大经济特权。
西晋门阀政治本就日益严重，这套土地制度更成为门阀世族经济扩张的法律依据。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阶层鸿沟不断拉大。
一边是锦衣玉食、坐拥千顷良田和成百上千荫客的世家子弟，一边是辛苦劳作、负担沉重赋役却可能随时失去土地的普通农民，以及处境更悲惨的佃客。
这种结构性不公，怎能不滋生怨恨与矛盾？
即便在短暂的“太康之治”时期，经济有所复苏，人口有所增长，但这繁荣表象下，是日益尖锐的社会对立。普通百姓未从国家发展中获益，反而感觉被剥夺感与日俱增。
当统治集团内部因权力斗争（如八王之乱）陷入混乱时，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便如火山喷发般爆发，流民问题最终汇聚成推翻西晋统治的洪流。
由此可见，西晋《占田令》出发点或许良好，但因其不平等设计和执行弊端，不仅未能阻止社会矛盾激化，反而加速了贫富分化，为西晋王朝的迅速崩溃埋下了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