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一生，有两大遗憾，难以释怀。他亲口承认，他一生干了两件大事。台湾未归，他的第一件大事，留了个尾巴，遗憾无穷。自从1953年起，毛主席每年都会遥望大海说：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解放战争的大局已定，上海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时，中央领导人把目光投向了更为辽阔的海峡。 渡江战役带来的胜利让大陆战场再无成建制之敌，却也让一个现实浮出水面：国民党在台湾重新集结，企图凭借海峡天堑和残存海空力量固守东南一隅。 毛泽东审视形势，判断国家统一不能久拖，渡海行动被提上日程。 他在北平香山一次讲话中提及，祖国的地图不会留空白，只是跨越海面需要更周密的筹划。 那时海军与空军规模尚小，许多干部连舰船排水量的概念都模糊，毛泽东干脆提出“先学、再练、后打”的思路：一面抓紧训练，一面抽调主力师团向东南沿海集结，让士兵习惯咸湿海风和船舱摇晃。 陈毅坐镇南京，粟裕驻节苏南。 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被圈定为攻台锋矢，十兵团则悄然开进闽北山谷，为出发阵地修筑简易机场和弹药库。 夜幕中，江南水网里百姓常看到成排木船改装铁皮甲板，军工厂工人把旧火车头的锅炉拆下当做临时发动机，力图让原本只能载稻谷的沙船拥有短时冲刺的动力。 粟裕在日记里写过一句：“海水比山路难测，渡海之道要问渔民。” 于是东海渔汛尚未结束，粗布衣的水手就被请进作战会议，给将军们画潮汐示意图，讲哪片暗礁水浅，哪段洋流最猛。 作战图的边角，被粟裕用铅笔标出一条条弧线，那是登陆艇预定的夜行航路。 空中的筹划同样紧迫，刘亚楼奉命赴莫斯科，争取购买喷火的钢鸟。 苏方只答应提供教官与少量旧式飞机，还劝中国不要把红星战机直接飞进台湾海峡，以免激怒华盛顿。 毛泽东得到电报后沉吟一阵，对身边参谋说，借人之翼终非长久，自己的天空终得自己撑起。 于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昼夜轰鸣，在零下二十度的车间里，年轻技工靠一碗烧刀子驱寒，把钢胚一次次送进炉火。 他们亲手敲下的铆钉，后来留在新组建的空军首批战机机身上。 训练场上，飞行员翻阅俄文手册，把舌头冻在机舱金属上都不吭声，只怕贻误一分一秒。 渡海战备之外，情报工作更显隐秘。 军政大学内设“台湾队”，学员肩章尚未绣好，就被派到沿海渔市、茶栈打杂，收集潮汐记录与船行日志。 福建沿岸的夜色里，暗语暗号随风飘进小码头。 前线指挥部收到一份又一份手抄情报，蒋军在淡水港补充燃料的吨数、在台北机场起降的班次，都被归入厚厚的档案袋。 毛泽东批示：“没有海空情报保障，开船等同盲人过街。”他要参谋算清对岸炮台射程，甚至连澎湖群岛浅滩上的珊瑚密度也要标注。 就在渡海箭在弦上之际，朝鲜半岛突如其来的炮火改变了一切。 六月下旬的电波里，杜鲁门宣布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 北京的夜灯彻夜不熄，作战厅内地图被来回折叠。 毛泽东看着海峡与鸭绿江，被迫在两条战线间抉择，他清楚空军尚在襁褓、海军舰艇吨位不足。 与美国现代海空力量硬碰，胜率远低于志愿军在山地同美陆军周旋。 于是他拍板把台湾战役暂且封存，命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粟裕接到电报，沉默许久，把攻台训练日程锁进抽屉，转而协助筹划舟山、海南局部作战，以牵制蒋军侧翼。 他在给陈毅的信里写道：“潮汛不等人，亦不会只来一次。云开之日，旧图可再用。” 三年山河激战后，板门店停火协议落笔。 国内经济迎来复苏窗口，工业原料急需经由东南航道运往各地，这让大规模渡海再度提上议程，却也让外交布局显得更加重要。 彼时世界两极对峙成形，和平呼声在联合国扩散。 毛泽东意识到，单靠枪炮未必能解决台湾问题，更可能被外部势力利用。 于是“和平解放台湾”的提法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会议简报上，从此成为对台政策的新基调，两岸尚无直通电话，民间却已通过闽南渔船、台湾信件互通家书。 老兵在鼓浪屿的黄昏遥望澎湖，心里念的是海峡另一端的亲人，而非炮口。 历史从不按照单一剧本推进。 解放台湾的最初构想摇旗而起，却在国际风浪中被迫折返，继而演变为长期的心理与外交较量。 那些曾在江南船坞熬夜敲击钢板的工人，后来把经验用在制造万吨远洋轮；那批在莫斯科学飞行的青年，成为新中国天空的奠基者；台湾队学员散落各地，许多人转赴内蒙古治理荒原，带走作战地图，也带走对海峡东岸的关切。 麦浪翻滚时，他们仍把耳朵贴在收音机旁，希望听到海风带来的消息。 回望那一年，毛泽东的决策展现了在瞬息万变的国际棋局中灵活腾挪的能力。 一次推迟，并不是放弃，而是对实力和时机的精确衡量。统一大业仍在，方式与节奏却已从单纯兵戎相见，扩展至经济、人文、外交多重维度。 海峡两岸的命运，由数代人共同书写。 昔日作战图卷起尘埃，却未被遗忘：它提醒后人，统一与和平皆需实力与智慧，也需历史耐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