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总理找到张樾丞，让他刻制开国大印。大印刻好后，张樾丞做了个特别处理 —— 留边。这一举动背后的心思，让人不得不佩服。
当时的北平，到处都在为新中国成立做准备。筹备工作千头万绪，每一项都马虎不得。其中，刻制开国大印是关键任务。
这枚印章可不一般，它代表着中央人民政府的权威，以后每份重要文件都得靠它盖章生效。
周总理亲自负责大印的事。他心里清楚，这活儿得找个手艺好、靠得住的人。挑来选去，他想到了张樾丞。张樾丞在篆刻行里名气很大，手艺精湛，做人也踏实。
周总理特意去他家说明来意。张樾丞一听，既觉得光荣，又感到责任重大。他知道，手里要刻的不是普通印章，是新中国的 “脸面”。
“张先生，这枚印章关系国家大事，容不得半点差错。” 周总理握着张樾丞的手，眼神里满是信任。
张樾丞点点头，语气坚定：“总理放心，我一定用心刻，保证让国家满意。”
开始刻章，头一关就是选材料。按老传统，印章多用玉，显得气派。可张樾丞没这么想。
他在书房里转来转去，盯着桌上的黄铜摆件琢磨：“玉看着好，但不耐磨。新中国刚起步，一切都要讲究实用。印章天天用，得经得起磨损。黄铜结实、耐用，正符合国家踏实做事的风格。”
他提出用黄铜做印材，有人不同意，觉得黄铜不够高级。
张樾丞耐心解释：“咱们不能只图好看，得看实际用处。这印章是用来办公的，不是摆着看的，耐用才是关键。” 大家听了，虽有疑虑，也觉得他说得在理。
材料定下来，接着选字体。用哪种字体既庄重又清楚，还能体现国家威严？张樾丞翻了不少资料，研究各种字体特点。
最后，他选定宋体。宋体横平竖直，笔画规整。印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 几个字，一目了然。
“这字体和国家一样，规规矩矩，不搞花架子，一盖章就有权威。” 张樾丞跟家人解释。
材料和字体都定好了，开始正式刻章。这可不是轻松活儿，张樾丞全身心投入。别人刻章凭经验，他却拿尺子量，每一刀都反复琢磨，力求刻得深浅一致、边缘整齐。
眼瞅着大印快刻完，张樾丞做了个意外决定 —— 给印章留边。留边在篆刻里常见，一般是方便调整，但张樾丞这次留边另有目的。
他担心有人仿造国印，就想出个办法：在印章四角刻四座半毫米高的 “小高台”。这样一来，印面不平整，别人就算看到印章，也看不清全貌，更没法仿制。
“有了这几座‘高台’，特务想造假都难。这是在给国家的安全上把锁。” 他跟儿子们说。
刻章期间，张樾丞严防死守。除了他和两个儿子张少丞、张幼丞，谁都不让进工作间。
父子三人足不出户，整整三个月，一门心思扑在刻章上。搬料、打磨、刻印、封章，每个步骤都仔细检查。张樾丞还把所有设计底稿收起来，交货前一把火烧了，确保不会泄密。
大印终于刻成。装盒密封时，张樾丞松了口气。这三个月就像打了一场硬仗，他们用手艺和智慧，给新中国打造了一道安全防线。
启用大印那天，现场庄严肃穆。专人用磨石慢慢磨掉印章四角的 “高台”，所有人都屏住呼吸。
磨完后，第一枚印盖在《土地改革法》上。“啪” 的一声，油墨印下，文件即刻生效。从 1949 年到 1954 年，重要文件、命令都得盖上这枚印章才作数。
为感谢张樾丞，政府要给他重赏。他却摆摆手拒绝：“这是我该做的，国家刚起步，钱要用在刀刃上。”
他家里没摆过一枚自己刻的章，也从不提刻大印的功劳，功成身退，干干净净。
生活里，张樾丞对徒弟们一视同仁。徒弟来了，一起吃饭；徒弟生病，他掏钱看病，从不问来历。
看到有人日子过不下去，他就从家里拿米接济，自己却吃得简单。一边为国家刻国印，一边帮身边人，张樾丞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心怀家国。
张少丞、张幼丞跟着父亲全程参与刻制开国大印。在父亲影响下，他们明白，篆刻不只是门手艺，更是份责任。兄弟俩把父亲的认真劲儿传承下来，一代代守着这份对国家的担当。
如今，开国大印静静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是国家一级文物。它见证着新中国一路走来，虽然不再使用，但盖过的每份文件，都记录着国家发展的重要时刻。
文物专家说：“留边，留下的是中国手艺人的魂。” 这魂，是精益求精的匠心，是隐功埋名的初心，更是将个人命运与国家紧紧相系的赤子之心。
新中国成立初期，像张樾丞这样的手艺人，用双手和心血为国家建设出力。他们不图名利，默默奉献，这份精神永远值得铭记，激励着后来人继续为国家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