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年仅28岁的萧明华，被国民党已经折磨了整整278天。一天，铁人一般的她竟然提出要叛变共党，供出情报。条件是要见哥哥一面。敌人大喜过望，却没有想到他们只是空欢喜了一场。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他们悔不当初。 萧明华，1922年出生于浙江嘉兴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自幼聪慧过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家迁至重庆，她在此完成了高等教育，并毕业于重庆师范学院。毕业后，萧明华积极投身教育事业，同时深受先进思想的影响，逐渐走向了革命的道路。1947年，萧明华辞去教师职位，毅然前往北京师范学院深造，与此同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地下情报员。 在1948年夏季的一个月光微明的晚上，萧明华踏入了台湾这块陌生的土地。身份的转换让她从一名教师变为了地下情报员“李明”，在台湾大学任教的同时，她秘密地组织和运作了一个名为“新民青年团”的组织。这个团体表面上是学术交流的社团，实际上却是收集情报的前沿阵地。 萧明华在校园内的行动极为谨慎，每次会面都选择在深夜，地点多变，从图书馆的密闭阁楼到实验室的暗角。她与其他地下成员一起，通过编写论文和组织研讨会的形式，秘密收集关于国民党军事动态和政策决策的情报。她们利用学术的掩护，巧妙地将情报编织进研究报告中，再通过特定的书信渠道送往大陆。 在一个冬季的黎明前，萧明华正在准备发送一批重要的情报。她小心翼翼地将文件夹藏在厚重的书籍之间，表面上看只是一位教师整理资料的普通场景。然而就在她离开图书馆的路上，几名身穿便衣的国民党特工突然出现，将她围堵在一个僻静的角落。他们没有多余的言语，直接动手搜查她的包裹，并迅速发现了隐藏的文件。 萧明华被带到一处偏僻的审讯室，这里是国民党的秘密拘留地点，四周高墙围绕，只有一扇小窗透着微弱的光线。审讯室内冰冷且潮湿，墙上挂着各种审讯工具，空气中弥漫着铁锈和恐惧的气息。她被绑在一把旧木椅上，面对着一位冷酷的审讯官。 审讯官开始了一连串的提问，试图从萧明华口中套出更多情报和其他同伴的身份。然而，萧明华坚决不肯透露任何信息。接下来的几个月，她遭受了各种形式的折磨，从电击到水刑，但她始终保持沉默，即使在极度疲惫和痛苦中，她也从未泄露任何关于同志的消息。 经历了长达278天的拷打之后，萧明华的身体已经瘦弱不堪，脸色苍白，但她的眼神依旧坚定。在一个昏暗的早晨，她突然向审讯官提出一个要求——见她的哥哥一面。 见面的地点设在一处阴暗的房间内，只有一盏昏黄的灯泡悬挂在天花板上。当萧明华的哥哥被带入房间时，两人的眼神中都闪过一丝悲伤和坚定。他们并未多言，只是通过眼神交流着彼此的安慰和告别。这一刻，萧明华知道自己可能再也见不到哥哥了。 见面结束后，萧明华的身影被冷酷的国民党官员再次拖回了灰暗的审讯室。这间房间的墙壁是粗糙的水泥面，略显潮湿，空气中弥漫着霉味和怨气。 回到审讯室后，萧明华的心中已有计策。她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必须出奇制胜。国民党的审讯官迅速进入了主题，他们带着怒气和急切，想从她那里挖掘出更多的情报。萧明华用尽残余的力气，编造了一份详尽的虚假情报，描述了一个不存在的共产党秘密基地，以及所谓的大量军事调动计划。她的语气坚定而真诚，成功地让国民党官员深信不疑。 这份假情报迅速被送到国民党高层，引发了一系列混乱的军事行动。他们调动了大量兵力和资源，前往虚构的地点进行搜查。这一干扰策略有效地转移了敌人的注意力，为共产党的真正行动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党的情报部门开始怀疑这些信息的真实性。经过一番调查，他们愤怒地发现自己上当受骗。这一发现使得国民党对萧明华的态度更加残忍。他们回到审讯室，面对着已经极度虚弱的萧明华，毫不留情地加大了折磨的力度。电击、水刑、鞭打，种种非人的折磨接连不断，试图从她口中得到更多的情报。 终于，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萧明华被带到了一处偏僻的刑场。天空中电闪雷鸣，大雨如注，仿佛天地都在为这一刻的悲剧哀泣。刑场周围站满了持枪的士兵，他们的表情冷漠，眼神中没有一丝波动。萧明华被粗鲁地推到了一个准备好的土坑边上，她的双手被绑在背后，湿漉漉的泥土粘在她的衣服上。 就在行刑队长命令她跪下时，萧明华凭借着最后的力量，突然挣脱束缚，她的动作迅速而果断，向前跑向沙丘顶部。她的脚步在泥泞中显得异常艰难，但她的心中充满了一种解脱的感觉。她高声呼喊：“共产党万岁！”这声呼喊在风雨中回荡，充满了无尽的力量和悲壮。 萧明华的英勇事迹直到三十年后才被广泛传播。她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并在1982年被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中国政府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以表彰她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她的名字被刻在历史的石碑上，她的故事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光芒，照亮着为理想和信仰而奋斗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