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戴笠收到告密，军统局内部潜伏有地下党员。 李时雨，1908年生的，黑龙江巴彦县人，小时候叫李亭芳。因为爱听《水浒传》，觉得宋江那“及时雨”的名号够仗义，就给自己改了名。他打小聪明，读书挺有天赋，1928年考进国立北京法政大学，接触了一堆进步思想。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他眼看着国家危急，国民党却光顾着“攘外必先安内”，压根不把抗日当回事儿，气得他直咬牙。那会儿，他开始跟共产党接触，觉得只有这条路能救国。同年，他正式入了党，从此走上了一条隐秘的革命路。 入了党后，李时雨没闲着，直接被组织派去干地下工作。1932年，他在哈尔滨带着抗日义勇军，搞了次偷袭日军的行动，干掉不少敌人，胆子大得让人咋舌。1934年，他又被安排打进东北军，混进西安“剿总”第四处，专门搜集情报。这活儿可不是闹着玩的，稍不留神就得掉脑袋，可他愣是干得滴水不漏。到了1937年，他摇身一变成了天津高等法院的检察官。 抗日战争打响后，组织又给他派了个更棘手的任务：潜进汪伪政府。这可是个烂泥潭，里面全是汉奸和日伪特务，环境恶心不说，危险还高得离谱。1939年，他参加了汪精卫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混进汪伪政权。 之后几年，他在汪伪政府里步步高升，先当立法委员，后来又干上了伪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长、军法处长，甚至还当过伪上海市警察局司法处长。这些头衔听着挺吓人，但对他来说，都是掩护身份的道具。他利用这些位置，偷偷摸摸地搜集日军的情报，帮着抗战出力。表面上，他跟上海青帮拉关系，跟汪伪高官称兄道弟，实际上每一步都在刀尖上跳舞。 1945年，日本投降，抗战胜利，李时雨又接了新任务：打进国民党军统局。这回的目标是救出被军统抓捕的地下党员，顺便摸清军统的行动计划。他靠着老朋友余祥琴的推荐，顺利进了军统上海区第二站，当上了第二组组长。这活儿干得漂亮，他脑子活，办事牢靠，没多久就得了戴笠的赏识。戴笠这人疑心重，平时连自己人都防着，可对李时雨倒挺放心，觉得这家伙是个能干的“自己人”。 1946年初，军法处处长沈维瀚跑来告密，说李时雨就是地下党员，还言之凿凿地列了疑点。戴笠一听，先是火冒三丈，觉得军统内部居然能混进地下党，简直是打他的脸。可当他看到李时雨的名字，立马乐了，觉得这事儿太离谱，根本不可能。咋回事呢？一来，李时雨的履历太“干净”了，从东北军到汪伪政府，再到军统，每一步都挑不出毛病；二来，他在上海干“肃奸”行动时，帮军统抓了一堆汉奸，功劳摆那儿，谁能信他是地下党？再加上沈维瀚跟余祥琴不对付，戴笠怀疑沈维瀚是借机搞内讧，压根没当回事儿。 不过，戴笠也不是完全没脑子的人。他虽然不信，还是派人去查了李时雨的底细。结果呢？负责调查的家伙早被组织策反，递上来的报告自然是“李时雨忠诚可靠，没任何问题”。戴笠一看，彻底放了心，把告密的事儿扔一边去了。这段插曲听着挺戏剧化，但细想也不奇怪。李时雨潜伏了十几年，伪装功夫炉火纯青，连戴笠这种老狐狸都被他蒙过去了。 可好景不长，1946年3月，戴笠坐飞机从青岛飞南京，半道上飞机在岱山撞山，摔了个粉身碎骨。戴笠一死，军统群龙无首，内部乱成一锅粥。沈维瀚趁着这机会，旧事重提，直接下令抓了李时雨。那会儿是1946年9月，上海还在国民党手里，李时雨正在家整理情报，冷不丁被特务逮了个正着。他被押到军统的看守所，沈维瀚亲自上手审讯，各种刑罚都用上了，想逼他承认是地下党员。 李时雨这人，骨头硬得跟铁似的。皮鞭抽身上，冷水泼头上，啥酷刑都试过了，他就是咬死不认，说自己是为党国效力的忠臣。沈维瀚拿他没办法，气得跳脚，可又找不出真凭实据，只好把他扔进上海提篮桥监狱，判了个七年半的刑。这监狱可不是啥好地方，阴冷潮湿，吃不饱饭，病了也没药治，熬日子全靠意志力。 到了1949年，解放战争打得热火朝天，国民党眼看要完蛋。上海解放前夕，提篮桥监狱的看守都跑光了，乱哄哄一片。李时雨瞅准机会，混在人群里溜了出来，总算重见天日。这一年，他41岁，潜伏生涯整整15年，从东北到上海，从汪伪到军统，哪一步不是在鬼门关前晃悠？可他硬是撑过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回了组织，干起了党政军机关和统战部门的工作。他这人低调，从不跟人吹嘘自己当年的功劳。1950年代，他在中央部门干过一段，后来又调到统战系统，负责宗教事务。1982年离休前，他是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的顾问，还兼了个中国佛学院副院长的差事。活到1999年，他因病在北京去世，9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