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晚清重臣张之洞病重垂危时，给子孙留下遗嘱：“人总有一死，你们无须悲痛，我为官四十多年，勤奋做事，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可以不愧祖宗。望你们勿忘国恩，勿坠家风，必明君子小人之辨，勿争财产，勿入下流。” 病榻前的烛火跳动着，把老人枯槁的面容映在窗纸上。外头候着的仆人们听见屋里传来断断续续的咳嗽，有个年轻小厮红着眼眶嘀咕："老爷连棺材板都要用家里旧门板改，这算哪门子一品大员？"这话被管家听见，抬手就给了他一记后脑勺："你小子懂个屁！老爷在武昌造铁厂那会儿，洋人送的金怀表都直接扔进熔炉。" 这话倒是不假。当年张之洞督办汉阳铁厂，英国商人捧着鎏金镶钻的钟表来套近乎，他眼皮都不抬："本官治下，只收得动钢铁，收不动人情。"后来那价值连城的西洋玩意，真就跟着铁矿石一起化成了滚滚钢水。这事在官场传开，同僚们背地里都笑他"张铁头"，当面却不得不竖起大拇指——毕竟满朝文武，能在慈禧太后跟前直言"科举误国"的，也就这么个硬骨头。 要说最让张之洞痛心的，还得数那年冬天。亲侄子打着他的旗号在汉口圈地，被百姓举着"官绅勾结"的牌子堵在衙门口。七十岁的老爷子冒着大雪赶去，当街把侄子官服扒了，转头对冻得发抖的百姓长揖到地："张某治家不严，给父老乡亲赔罪了。"后来家谱里添了条新规：张家子孙凡借势欺民者，死后不得入祖坟。 如今老爷子躺在老榆木床上，枕边就摆着用了二十年的青布荷包。管家记得清楚，那年朝廷补发拖欠的养廉银，整整八百两雪花纹银堆在案头，老爷子眼皮都没抬："拿去，给武昌师范学堂添三十套几何仪器。"荷包里头常年就几枚铜钱，有回进宫面圣找不到碎银打赏轿夫，还是随从偷偷垫的钱。 外头忽然响起脚步声，留学归来的长孙捧着《天演论》冲进来，看见祖父的模样又猛地刹住脚。老人浑浊的眼睛突然亮了，枯枝似的手指死死抓住孙子的西装袖口："严几道先生译的？好...好...记住，新学堂要办，老规矩也不能废..."话没说完，攥着书页的手就松了。那本讲"物竞天择"的洋书，轻轻落在绣着补丁的锦被上。 京城来的电报员在门房等着收丧报，听见里头哭成一片，忍不住跟门房老赵打听："张中堂真没给子孙留产业？"老赵朝地上啐了口唾沫："留了！武昌三镇的火车汽笛声，汉阳铁厂的大高炉，还有全中国头一份的师范学堂——你听听，这些产业够不够响？" 二十年后的清明节，汉口码头扛活的苦力们歇晌时还在念叨："要是多几个张大人这样的官，咱这苦命人说不定能少挨几顿鞭子。"他们不知道的是，江对岸的武昌高师课堂上，有个穿长衫的教书先生正指着地图上的东三省，声音沙哑得像生锈的铁轨："同学们看仔细了，当年张公筹建汉阳铁厂，为的就是不让洋人的铁轮碾进咱们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