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地多人少，农民为何却宁可被地主剥削，也不愿意去开垦荒地？ 我在禄丰县的小村子里出生长大，祖祖辈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那年夏天，天空久久不肯施舍一滴雨水，庄稼在烈日下渐渐枯萎。我每天清晨都会望着天空，期待着乌云的出现，却始终只看到一片刺眼的蓝。 父亲站在龟裂的田地边，长叹一声：＂又是一年灾荒，老天爷是要我们活不成了。＂我看着他布满皱纹的脸庞，看着他因长期弯腰劳作而变得佝偻的背影，心里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酸楚。 1943年，我们禄丰县的灾难并不是突然降临的。早在前一年，黑鸟瘟疫就已经摧残了大片树苗，紧接着又是一场台风，将许多未成熟的水稻变成了白穗。父亲当时就预感到不妙，可谁能想到，1943年的春天，一场持续数月的干旱彻底断送了我们生存的希望。 随着存粮一天天减少，村里的人开始想方设法延长食物的寿命。最初，大家都将本就不多的大米煮成极稀的米汤，希望能撑得更久一些。后来米也没了，一家五口一天只能共同分享一个饼，然后灌下大量的水，企图骗过饥饿的肚子。 我曾经问过父亲：＂四周荒地那么多，为什么我们不去开垦些新田？＂父亲将手里的烟袋重重地放在桌上，脸上的表情既愤怒又无奈：＂你以为那些地是无主的吗？别说是荒地，就是山上那些寸草不生的石头地，也早就被皇帝或者大户人家划为己有了。＂ 原来，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经历了从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到夏商周的井田制，再到秦以后的私有制主导模式的变迁。看似无人问津的荒地，实际上都有明确的归属。《诗经》中所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并非虚言，天下土地要么归皇帝所有，要么被赐予贵族地主，我们这些底层农民若擅自占用，轻则罚款，重则入狱。 随着粮食的耗尽，村里人开始寻找其他可以果腹的东西。先是树叶，然后是草根，再后来是树皮。村边那棵大槐树，百年树龄，遮天蔽日，如今树皮被剥得光秃秃的，露出苍白的树干，像一个被剥光衣服的老人，无助地站在村口。 更令人绝望的是，连续的干旱使得附近的小河都干涸了，河床上露出一道道裂痕，像是大地的伤口。那些曾经在河里游弋的鱼虾，要么早已死去，要么被污染，成为了传染病的源头。即使有些地方还残存着水源，但那些鱼虾也早已被官府征用或者被私藏起来。 《中国灾荒史》记载，明朝期间，仅河南一地就发生了611次自然灾害，平均每两年就有一次。这些频繁的天灾，加上人为的制度压迫，让我们这些农民始终在生存的边缘挣扎。 那年干旱结束后，我开始思考父亲说的话。村里的李大伯有个远方亲戚，曾经一时冲动去山边的荒地开垦了一小块地，结果被官府发现，不仅被重罚，还被迫服徭役三年。从此他家妻离子散，老母无人照料，在病痛中离世。这样的教训深深刻在每个村民心中。 我曾以为开垦荒地只是法律上的阻碍，直到我随父亲去帮村东头的王财主开荒时，才明白其中的艰辛。那天，我们带着简陋的农具，在烈日下挥汗如雨。王财主站在阴凉处，指挥着十几个佃农翻动坚硬的土地。 ＂这块地看起来不错，但土质太硬了。＂父亲用手捻着一把土，对我低声说道，＂就算开出来，没有好的水源，种出来的粮食也寥寥无几。＂ 开垦荒地最大的困难之一就是需要判断土质是否适合农作物生长。古人有＂看土色、闻土味、捏土感＂的方法，但这需要多年经验。错误的判断会导致一整年的劳作付诸东流。更不用说，荒地往往地形复杂，缺乏稳定的水源，这在农业生产中是致命的。 除了自然条件的限制，开垦荒地还需要大量劳力和工具。最关键的是役牛，它们可以大大减轻人力负担。但在古代，一头健壮的耕牛价格昂贵，动辄相当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数年的收入。记得村里张三曾经攒了十年钱才买了一头瘦弱的老牛，结果第二年牛就病死了，他负债累累，最终卖掉了自己的女儿换取口粮。 即使克服了这些困难，开垦荒地到收获的周期长达数月甚至数年。在此期间，农民不仅要面对自然灾害的威胁，还要应对朝廷的赋税征收。明代的一条法律规定，新开垦的土地在三年内也要缴纳田赋，尽管数量有所减免。但对于已经一贫如洗的农民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相比之下，成为地主的佃农虽然被剥削，但至少有一份相对稳定的生活保障。我们村的许多人都给王财主家做长工，尽管每年要上交七成的收成，但剩下的三成足以让一家人勉强度日。更重要的是，在灾年，地主有时会提供一些救济，毕竟死了的佃农对他们也没有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