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在北京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三枚萨姆-7便携式单兵防空导弹的归属问题，是主要内容。会议由国家计委副主任李人俊主持，与会者包括空军的一位负责人、国防工办的一位副主任和国防工办科技局局长刘正栋。 空军那边很直接：实战需求摆在眼前，导弹能帮飞行员和防空部队熟悉性能，提升战斗力。国防工办的副主任另有打算，觉得交给研究所研究红外制导，能为未来的空空导弹攒经验。刘正栋却跳出来说，干脆测绘仿制，既能快速装备部队，又能补上便携式防空导弹的空白。三方各有道理，谁也不肯让步。 李人俊是会议的灵魂人物。生于1914年浙江温州，他从革命年代走来，干过新四军后勤，管过华东财经，后来在燃料工业部和建筑工程部都留下过足迹。1972年当上国家计委副主任，分管国防工业，他对技术和管理两手抓，经验老到。1974年这场会，他得平衡各方利益，还得盯着国防大局。 刘正栋是国防工办科技局局长，军工领域的行家。他对萨姆-7的技术细节门儿清，提出仿制的主张，既务实又前瞻。空军负责人代表部队，强调实战急需，立场硬朗。国防工办副主任则偏科研，着眼长远技术积累。 会议上，空军先喊话要导弹，刘正栋紧跟着推仿制路线，副主任则力挺研究。争来争去，李人俊拍了板：仿制最靠谱，既能解燃眉之急，又能为将来铺路。最终，大家点了头，导弹归属定了——仿制生产，型号定名“红缨-5号”。 决定一出，1975年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正式立项。辽宁省国防工办挑头，119厂负责设计和总装，朱玉池、肖林当总设计师，王昭惠做副手，隋芸生管行政。研发不是一帆风顺，发动机低温下老熄火，导引头还总被振动干扰。团队硬着头皮做了几百次试验，才把问题啃下来。 1975到1976年，东北试验场搞了17发模型弹测试，验证了弹体和发动机。1976到1978年，又打了18发遥测弹，确认控制系统没毛病。1978年9月，闭合回路试验却翻了车，4发全脱靶。回去一顿分析，调整后再试，1979年终于成了。 1980年4月，射手孟庆云扛着导弹，三发出去一发命中，实战能力有了眉目。同年10月定型试验启动，早炸事故让进度卡了壳。团队熬夜复盘，1982年底到1983年春，23发打出22发命中，算是大功告成。1985年4月，红缨-5号正式定型，开始量产。 红缨-5号的技术亮点不少。它的红外制导和便携设计，直接填补了中国在单兵防空导弹上的空缺。相比萨姆-7，红缨-5号在可靠性和适应性上做了改进，比如解决了低温燃烧问题。1986年，上海机电二局又搞出红缨-5号甲，导引头和战斗部都升级了。 1984年国庆阅兵，这家伙在长安街亮相，部队扛着它走过，挺拉风。80年代末，阿富汗战场上红缨-5号露了脸，击落了好几架敌机。巴基斯坦看上了，引进了技术，弄出安扎-1，后来还升级成安扎-MK2，卖到了国外。如今，“红缨”和“前卫”系列成了中国军售的招牌货。 李人俊后来继续在国家计委干，1983年还参与搞了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1999年去世，85岁。刘正栋在国防科技圈一直有影响力，红缨-5号是他职业生涯的高光。空军负责人和国防工办副主任也在各自岗位上出力，他们的名字没怎么留下来，但贡献跑不了。 这场会议不简单，三枚萨姆-7的归属之争，直接催生了红缨-5号。它不只是技术活儿，更是决策的智慧。中国导弹技术从这起步，后来一步步走到今天，挺不容易的。当年那帮人眼光毒，干事实在，硬是把有限的资源玩出了大花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