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点三十分我来到长沙贺龙体育馆，我站在起跑线前攥紧号码簿。发令枪在湿润的空气中炸开，人群如开闸的春汛奔涌向前，跑鞋叩击柏油路面的震颤顺着脚底直抵心脏。 15公里处的急弯正对朝阳，汗珠在睫毛上折射出七彩光晕。穿绿色背心的姑娘突然在补给站前踉跄，像被抽去筋骨的人偶般瘫软。医疗队橙色的身影切开人群，担架轮子碾过散落的水杯，发出细碎的爆裂声。我望着远去的救护车顶灯，往嘴里塞了半截香蕉，咸涩的汗水混着甜腻的果肉滑进食道。 十五公里后湘江大桥露出钢铁脊梁，江风卷着货轮汽笛声掠过耳际。穿荧光压缩裤的跑者与我反复拉锯，彼此脚步声编织成某种隐秘的节拍。他腰间别着的能量胶随步伐摇晃，晃动的频率逐渐与我的喘息共振。直到某次转弯后，那个明黄色的身影彻底消失在林荫道尽头。 最后三公里的上坡比想象中更残酷。小腿肌肉在持续收缩中变成灼热的铁块。有人扶着路牌呕吐，黄色警戒线后的志愿者不断挥舞荧光棒。我数到第三十七步时，身体突然陷入诡异的失重状态——像踩进棉花堆的铅球，膝盖不受控地发软。 两百米外的拱门下，计时器跳动着鲜红的数字。我松开攥出指痕的矿泉水瓶，用行走的姿势完成最后冲刺。当奖牌垂落颈间的瞬间，江对岸的起重臂正在吊装新的钢梁，货轮拉响的汽笛与人群欢呼声在热浪中交融。2小时26分的记忆碎片里，救护车的蓝光、能量胶的黏腻、灼痛的气管共同浇筑成这块金属的重量——它正在我汗湿的胸口慢慢冷却，成为湘江岸边某粒渺小却坚硬的坐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