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8日，国民党上将陈仪被执行枪决，行刑前，蒋鼎文让士兵端来酒食，陈仪摆手说：“你要念及旧情，就让士兵麻利点，打我头部。“ 蒋鼎文是蒋介石在大陆时期的“五虎将”，曾颇得信任，但今时不同往日，自1944年中原战败后，他就被弃用，未再担任重要职务。 老蒋逃台后，指示军事法庭判处陈仪死刑，并让蒋鼎文担任监斩官。对这个差事，蒋鼎文老大的不情愿，一来，他和陈仪是老乡，也都是国民党的陆军二级上将，一个浙江籍上将去监斩另一个浙江籍的上将，这实在不是个好差事；二来，蒋鼎文被冷遇多年，在这个时候却被老蒋推了出去，明显是要把一部分杀陈仪引发的不满，转移到蒋鼎文身上。 逃台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对该不该军法审判陈仪，说法不一，但基本都认为陈仪无论如何，是不该被判处死刑的。 陈仪被的被抓，源于汤恩伯的出卖。汤恩伯一生，最大的恩人就是陈仪，他是浙江武义人，原名汤克勤。 1924年，汤恩伯想报考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该校有一个额外要求“需有一个有地位的高级军官推荐”。当时的汤恩伯名不见经传，他壮着胆子，去找浙军师长陈仪。陈仪和汤恩伯交谈后，当场写了推荐信，并资助了路费。 汤恩伯在日本求学期间，结识了陈仪的干女儿王竟白，尽管在家乡已有妻子，但汤恩伯还是主动追求王竟白，两人很快在一起。 回国后，汤恩伯在陈仪的部队中任职，并在陈仪的主持下，和王竟白结婚。至于老家的原配妻子，汤恩伯派人送去了三百大洋及一封休书。 陈仪没有子女，就王竟白一个义女，汤恩伯娶了王竟白后，又认陈仪为“义父”，陈仪对汤恩伯这个“义子”加“干女婿”，是极为信任和关照的。 有一次，汤恩伯举行了改名仪式，由“汤克勤”变成了“汤恩伯”，陈仪在仪式上问他为何改名，汤恩伯说：“遇到恩伯，始有今天；克勤昨日，恩伯今朝。” 陈仪被汤恩伯这番话，感动的眼泪都下来了。为了让汤恩伯有更好的发展，陈仪向老蒋极力推荐，让他去了老蒋的总司令部担任参谋。 在老蒋身边后，汤恩伯逐渐博取了信任，直至成为拥兵数十万的“中原王”。尽管汤恩伯在当上军政大员后声名不佳，但陈仪只要听到有人当面说汤恩伯的不是，总是出言极力维护，和一个父亲袒护儿子，没有什么两样。 每次汤恩伯职务有了变动或晋升，陈仪总是很高兴，他根本不会想到，和他“恩同父子”的汤恩伯，后来会出卖他。 1949年1月，蒋介石在下野前，委任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让其指挥四十万大军，负责长江防线。 这时，陈仪的老部下郑文蔚带来了李济深劝他起义的口信，陈仪说：“起义我是赞同的，但我手上没有部队，浙江省府能指挥的就几个保安团，如果能让汤恩伯加入，那就好办多了。“ 在老蒋下野三天后，陈仪写了一封密信，让外甥丁名楠带去上海交到汤恩伯手中。汤恩伯接过信后，脸上的表情变得很是古怪，信中的内容大意为：释放在押的进步人士和地下党；停止在江岸和上海地区修筑要塞和防御工事；在解放军渡江时，发起起义，尽量带走更多的部队。 汤恩伯看完信后，好一会没说话，最后让丁名楠先回去，叮嘱说：“此事关系重大，我有时间的话，去杭州当面说。” 陈仪这边，还在傻傻等着汤恩伯到杭州来，而汤恩伯那边，却去找了军统大特务、上海警察局长毛森。毛森见事关重大，又用密电告知了保密局长毛人凤。毛人凤大吃一惊，连夜赶到上海，他和汤恩伯、毛森商议后，将信拍成照片留存，然后由毛人凤带着原信去溪口向老蒋汇报。 老蒋见到信后，下令将陈仪免职。陈仪在2月中旬来到上海，想和汤恩伯面谈，不料他的行踪早被特务掌握，毛森带人把他押上一架飞机，送去了衢州软禁。 陈仪一看飞机是京沪杭警备司令部的，关他的地方是汤恩伯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时的办公大楼，这才如梦初醒，气得大骂。 两个月后，陈仪又被飞机带到了台湾关押。到台湾后，林蔚前来探望时劝陈仪说：“你写个悔过书，认个错，到时候我找几个人出面作保。” 陈仪说：“我无错可认，想要杀我，杀就是了，死我不怕，悔过书是绝对不会写的。” 汤恩伯逃到台湾后，几次去找老蒋，希望能不判陈仪死刑，但每次却连大门都进不去，因为老蒋已有叮嘱，不见汤恩伯。 5月19日，顾祝同主持审判陈仪，由于事前老蒋已经定好调子，所谓的审判只是走个程序，陈仪被判处死刑。汤恩伯以“证人”的身份到场接受顾祝同询问，他见到陈仪满脸的惭愧，陈仪至始至终，对汤恩伯都未正脸瞧一眼。 在行刑这天，监斩的蒋鼎文让手下备好酒食，并让人搀扶陈仪走，但遭到拒绝。到了刑场后，陈仪态度自若的站好后，大声说：“向我的头部开枪，人死，精神不死。” 行刑结束后，蒋鼎文满腹牢骚，回去后对人说：“这个差事真不是人干的，这是把我放到火上烤啊。” 陈仪死后，王竟白和汤恩伯决裂，去了美国居住。台湾的军政人员，不齿汤恩伯的为人，也都鲜有和他来往的。 陈仪生前，曾留有诗句：“痴心爱国浑忘老，爱到痴心即是魔。”这是对他一生，恰当的自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