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91岁高龄的“中国学术界一代宗师”钱穆决定从大学退休。在最后一堂公开课的临别之际，钱穆动情地告诫在场学生：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钱穆1895年出生在江苏无锡的一个五代同堂的大家族中，虽然祖父和父亲都曾是饱读诗书的秀才，但钱家却始终摆脱不了一个奇特的“宿命”——家中的男性寿命多不过40岁。 他的祖父年仅37岁便早逝，父亲则在41岁撒手人寰，留下孤儿寡母挣扎度日。 钱穆的哥哥钱挚因家道中落过早肩负起家计，劳累成疾，终年不过40岁。 父辈接连离世让钱穆家中的顶梁柱接连倒下，这种生命的“魔咒”时刻缠绕着他的内心。 由于体质虚弱，钱穆在童年时也常年患病，家庭的连番打击使得“惜命”成为了他生活中的一种潜意识。 他曾感慨道：“人生不寿，乃一大罪恶。”从此，延长寿命、保持健康成为钱穆的执念。 从20岁起，他便坚持每日打坐，静心调息，通过这一方式来保持精神的平和与身体的强健。 他的妻子回忆，钱穆无论多忙，都会抽出时间在一处安静的角落打坐，这不仅让他驱散疲惫，也为他的学术活动注入了不竭的精力。 钱穆并非科班出身，这点与他的“史学四大家”同辈显得格外不同。 童年时因家庭贫困，钱穆只在私塾和小学读了不到十年的书，之后便辍学在家。 18岁时，亲戚推荐他去小学任教，从此开启了他的教书生涯。 然而，即便成为了一名老师，他并未停止求学之路，而是坚持“白天教学、夜晚自学”，将每分每秒都投入到书籍中。 1986年的一天，91岁高龄的钱穆先生站在讲台前，面对台下莘莘学子，语重心长地说出了自己的临别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这位被誉为＂中国学术界一代宗师＂的大儒，即将告别讲堂，从此封笔。 他用自己的一生，践行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家理想。 在钱穆先生55岁那年，他便远赴香港，白手起家创办了新亚书院。 当时的香港还是英国的殖民地，中国传统文化举步维艰。 但钱穆先生却坚信，只有发扬中华文明，以中文作为教学语言，才能让香港的莘莘学子真正成为中国人。 即便是在＂手空空、无一物＂的艰难条件下，钱先生仍然毅然决然地创办了书院，并亲自确定校名为＂香港中文大学＂，一心只为弘扬国粹。 正是凭着这股儒者风骨，钱先生带领新亚书院披荆斩棘，终于发展成为享誉海内外的高等学府。 钱先生讲学时总是神采奕奕，声情并茂。 他持一口浓重而和雅的无锡官话，略带苏州口音。 起初，学生们还对他的授课方式有些不适应，常常是莞尔一笑，只有寥寥数人选修他的课程。 但渐渐地，钱先生渊博的学识和独特的教学风格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生。他在住处＂素书楼＂开设的小型讲堂，成了学生们争相趋之的圣地。 来自世界各地的仰慕者不远万里，前来聆听大师的教诲。甚至有人长年追随，一连二十年都在钱先生门下求学。 师生情谊日渐深厚，有时竟出现了＂五代同堂＂的动人场面:曾经的学生已经成长为教授，又带着自己的弟子来到钱先生的课堂。 1929年，钱穆的研究成果《先秦诸子系年》引起了史学家顾颉刚的注意，顾颉刚赞叹钱穆的学术成就，并将他推荐至北京大学担任副教授。 从此，钱穆的学术才能得到了更广阔的施展舞台。 在北大期间，钱穆以充满逻辑的思维与渊博的学识征服了无数学子。 他讲课时脱稿而谈，引经据典，将枯燥的历史内容讲得妙趣横生。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西方学术思潮逐渐占据主流位置，而钱穆始终坚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 他以扎实的国学功底，撰写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著作，如《国史大纲》《中国思想史》等，这些著作既充满理性分析，又饱含家国情怀，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的经典之作。 钱穆的学术之路也与抗战息息相关，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南迁昆明，组成西南联大。 作为西南联大的教授，钱穆在战火纷飞中依然潜心治学，并在昆明的简陋环境中完成了《国史大纲》的写作。 这部书以中国历史为线索，重新梳理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国家观念，成为抗战时期鼓舞国人信心的重要精神力量。 战后，钱穆选择淡出喧嚣的学术圈，隐居于乡间，专注于写作。 他在生活中秉承“士人”风范，崇尚简朴与独立。他自号“孤云”，寓意闲云野鹤，追求内心的宁静与自由。 抗战胜利后，他对社会上的浮躁与功利保持距离，坚持以学术传递正气，始终保持文人的高洁品格。 晚年的钱穆依然笔耕不辍，尽管双目失明，但在妻子的帮助下，他完成了人生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 书中既有对中国文化的深刻反思，也有对后辈学者的殷切嘱托。 钱穆的一生，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缩影。 他以一己之力，在乱世中坚持国学，捍卫中国文化的尊严。 他的健康哲学、学术成就以及生活态度，展现了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风骨与智慧。他用毕生的努力证明，无论外界如何变化，只要内心坚定，任何逆境都无法摧毁一个人的志向与信念。钱穆，注定在中国学术史上熠熠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