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冯友兰选择留在北平，他不仅自己留下来，他还对弟弟冯景兰说道：“何必走呢？不管谁当权都要建设中国，知识分子都是有用的，你是搞自然科学的，那就更没有问题了…” 冯友兰，一位对中国近现代哲学贡献卓著的思想家，出生于1895年的一个书香世家。 他的祖父冯玉文有诗集《梅村诗稿》传世，父亲冯台异更是光绪戊戌科进士，曾任湖北崇阳知县。 受家学熏陶，冯友兰自幼耳濡目染，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精髓。 1915年，冯友兰从上海中国公学毕业后，进入北京大学法科学习。 但他深感法律与自己志趣不合，遂转入哲学系。在北大求学三年，冯友兰打下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彼时，他已初露锋芒，发表了几篇引人注目的哲学论文。 值得一提的是，冯友兰的求学之路并未就此止步。 1920年，怀揣着对哲学的赤诚之心，他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 三年后，凭借优异的学业成绩，冯友兰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学成归国后，他先后执教于几所知名学府，融会贯通中西，培育英才无数。 冯友兰一生著述宏富，涉猎之广令人叹为观止。 其中，《中国哲学史》堪称集大成之作，标志着他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登峰造极的学术地位。 该书不仅系统梳理了中国哲学发展脉络，更是从现代视角对传统思想进行了扎实深入的反思。 抗战烽火遍地之际，冯友兰与其他文人志士一道，筚路蓝缕，殚精竭虑。 他先后出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等职，为国储才，为民育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冯友兰仍坚持教书写作，先后完成《新理学》《新事论》等六部巨著，力证民族之智慧，彰显文化之力量。 1948年，中国局势风云变幻。 国共内战进入关键阶段，前线战事吃紧，后方人心惶惶。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是否要离开自己熟悉的城市，去往未知的远方？ 冯友兰身处北平，这个问题同样摆在他的面前。 当时，许多知识分子选择离开。 他们或是出于安全考虑，或是希望在其他城市寻找新的发展机会。冯友兰的弟弟冯景兰也有此打算。 作为一名自然科学工作者，冯景兰认为离开北平或许是明智之举。然而，冯友兰却有不同看法。 在与弟弟的谈话中，冯友兰坦陈己见:＂何必走呢？不管谁当权，都需要建设中国。我们知识分子大有可为。你学的是自然科学，那就更不必担心了。＂ 这番话道出了冯友兰的真实想法，他认为，国家的建设离不开每一位知识分子的努力，自己理应肩负起这份责任。 事实上，冯友兰的想法在当时引发了不少共鸣。 他与其他一些志同道合的学者进行了深入交流，大家一致认为，知识分子应当坚守岗位，为国效力。 早在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周总理曾邀请冯友兰前往延安。这是对他才华的认可，也是对他政治立场的一次试探。 然而，冯友兰婉言谢绝了邀请，并对周总理坦言道：“我要在这里准备红旗，迎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军队入城！” 当时的冯友兰虽然身在国统区，但他的目光却早已投向解放区，他坚信历史的走向，期待着与共产党共同建设新中国。 对于冯友兰而言，留守北平不仅仅是一种地理选择，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坚守，他选择了站在历史变革的一边，等待着在这里见证国家的重生。 1949年北平解放后，冯友兰继续在清华大学任职，肩负起校务委员会主任的责任，与清华师生们共同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激动与挑战。 在他看来，自己不仅是哲学教授，更是新中国学术事业的一员。 冯友兰努力将清华大学完整地交付到新中国的手中，毫不保留地拥抱时代的变革，展示了他对国家、民族和教育事业的忠诚。 新中国成立的第五天，冯友兰怀着激动的心情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中，冯友兰表示要与过去的封建哲学和资产阶级哲学彻底决裂，向新中国表明自己立场的转变。 他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未来属于人民，属于新的社会制度，他愿意放下过去的成就，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用全新的立场和方法重新审视中国哲学的脉络。 冯友兰承诺在接下来的五年里，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重新编写一部《中国哲学史》，即后来问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 这不仅是他对个人学术生涯的重新定位，也是他对新中国建设的真挚献礼。 冯友兰选择留下，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决定，更折射出一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继续践行他的庄严承诺。 无论是执教还是治学，他始终兢兢业业，殚精竭虑。即便到了晚年，冯友兰仍然笔耕不辍，先后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等巨著。 回望冯友兰的一生，他以身作则，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紧密相连。 这种高尚情操，这种奉献精神，无疑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一面镜子，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学人奋发图强，报效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