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停停！你这是在汇报些什么东西？”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在听取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汇报工作时突然怒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1965年6月，盛夏时节，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来到中南海，向毛主席汇报卫生工作。彼时，钱信忠已在卫生部长的岗位上工作了八年之久。 1957年，钱信忠刚从莫斯科学成归来，凭借着扎实的医学理论和娴熟的临床技能，他很快就成为了新中国卫生医疗战线上的佼佼者。 作为一名久经沙场的老革命，钱信忠投身医学事业可谓是得天独厚。 早在30年代，他就在上海宝隆医院行医，陈赓等革命领导人负伤期间，都曾在宝隆医院接受过钱信忠的诊治。因此，钱信忠在党内颇有声望。 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各项事业都处在筚路蓝缕的创业阶段。 医疗卫生作为一项关乎百姓切身利益的民生工程，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方面，医疗资源极度匮乏，广大农村地区缺医少药；另一方面，医疗队伍建设亟待加强，专业医疗人才奇缺。 面对严峻形势，钱信忠临危受命，出任卫生部长。上任伊始，他就坚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力图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他的努力下，建国初期肆虐的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得到了有效遏制，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果。 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地区的医疗难题，仅靠疾病防治是远远不够的。早在1958年，毛主席就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钱信忠也深知，农村是共产党的根基所在，农民是共产党的主要依靠力量。然而，由于受到诸多条件限制，党中央关于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大力培养基层医疗人才的指示，一直难以真正落到实处。 1965年6月26日，钱信忠再次来到毛主席面前，就全国医疗卫生人员分配不均的问题作了汇报。 当时，全国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中，90%分布在城市，其中70%集中在大城市，20%在县城，而广大农村仅有10%。医疗费用的分配同样不尽合理，城市占去了70%，农村只有25%。 然而，当时全国有85%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只有15%的人口在城里。 面对触目惊心的数据，钱信忠坦陈，由于农村经济基础薄弱，一个普通村庄很难供养得起一个城里的高级医生。许多农民买不起昂贵的西药，中医中药或许是解决农村看病难、看病贵的一个有益尝试，然而受＂中医有时会医死人＂等观念影响，老百姓对中医还心存疑虑。 ＂停停停！你这是在汇报些什么东西？＂ 钱信忠的话音刚落，毛主席就突然开口打断了他的汇报，语气中难掩愠怒之意。 毛主席的一声断喝，令钱信忠感到十分意外。他从未见过毛主席如此发火。 接下来，毛主席语气严厉地斥责道:＂照你这么做，还叫什么人民的卫生部？不如改名叫城市卫生部，或者干脆点儿，叫老爷卫生部算了！＂ 面对毛主席的盛怒，钱信忠一时语塞，只得默然不语。毛主席见状，缓和了语气，娓娓道来：你我都是农村出身，再清楚不过农民的疾苦。我们共产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可现在广大农村地区的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如此严重，卫生部的工作重心难道不应该转移到农村去吗？ 毛主席的一番话，令钱信忠如梦初醒。他意识到，医疗资源在城乡之间的严重失衡，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当时，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许多农村养不起高学历的城里大夫。昂贵的西药更是让贫困的农民望而却步。中医中药或许可以缓解农民看病贵的难题，但受＂中医有时会医死人＂等错误观念的影响，老百姓对中医还有一些顾虑和偏见。 面对困局，毛主席当机立断，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方略。他强调，要大力提倡中医药，同时积极推进农村医疗事业的发展。为农村培养大量＂村里也能养得起＂的医生，让他们扎根农村，为农民看病。毛主席在这次谈话中明确指出，医学教育必须改革，要让那些高小毕业生经过三年的中医学习和实践，就可以成为合格的乡村医生。 这次谈话的核心内容后来被概括为＂6.26指示＂，成为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纲领性文件。 在这一指示的推动下，各地纷纷开办起医学速成培训班，大批＂赤脚医生＂应运而生。 上海农村姑娘王桂珍就是第一批＂赤脚医生＂中的杰出代表。 她刻苦学习，掌握了中西医结合的医疗技能，回到家乡后坚持半农半医，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王桂珍的事迹很快被媒体广泛报道，成为全国医疗战线学习的榜样。 随着＂赤脚医生＂队伍不断壮大，农村的医疗状况得到了初步改善。那时，我国有5亿农民，赤脚医生以每个大队配备两到三名的规模，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的基本医疗需求。 当然，＂赤脚医生＂制度在解决农村医疗难题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一些不足。 一些农民反映，赤脚医生医术毕竟有限，面对一些大病、疑难杂症，常常会有心无力。湖北的一位赤脚医生针对这一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合作医疗＂的设想。 经过试点，这一做法被证明是切实可行的。 毛主席得知此事后，立即批示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这标志着中国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又迈出了关键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