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和民族模式对我们人格的某些方面有所规定，使我们成为不同群体的成员，不管是政治

政治和民族模式对我们人格的某些方面有所规定，使我们成为不同群体的成员，不管是政治群体还是民族群体。但是，我们并不总是作为群体成员而存在的。当我们作为政治群体或者民族群体的成员时，我们人格中由文化模式所规限的方面得不到明确的体现：“只要人们略高于民族利己主义，就会意识到一个民族并不是哲学家所说的‘价值’概念。只有服务普遍的文化理想，民族的归属才有价值。”作为一个民族的成员，只有当这个民族以服务全人类的普遍文化理想为己任的时候，这种民族身份才有意义；或者，当我们人格当中的政治和民族方面是一致而没有差别的，这个时候民族身份才有价值。不过，一个人所属的民族如果没有这样的理想，那他的民族身份就无关紧要，轻如鸿毛，他所有的得失都不值一提，连一个体育俱乐部的胜负都比不上。不管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属于法国还是德国，不管北爱尔兰属于爱尔兰还是英国，不管科索沃属于塞尔维亚还是阿尔巴尼亚，不管这些角逐的结果如何，人们的文化理想和与文化理想相关的人格面都不会受到影响。能对这一种人格面构成影响的，只有由文化模式所主导的普遍文化理想，任何政洽理想和民族理想在这个问题上都显得苍白而无力。（佐兰·米卢蒂诺维奇《克服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