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范纪曼遭到逮捕，不久后便被宣判了死刑，就在执行死刑的前夜，他突然向看守抱怨腹痛，请求去厕所，看守信以为真，打开了牢房的门，并叮嘱他速去速回，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范纪曼最终利用一块木板巧妙地逃脱了。 范纪曼与中国大多数进步青年一样，想要改变中国内忧外患的现况，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股红色革命浪潮中。 与他人不同，范纪曼主要活跃于地下情报战场。 他凭借着自己灵活的脑筋和一腔爱国热情，在国民党监狱杀了个三进三出。 1930年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身在上海的范纪曼也参加了会议。 不幸的是，队伍中出现叛徒导致秘密泄露，特务们也和嗅到气味的鬣狗一样而来，将范纪曼抓进大牢。 在狱中整三月，敌人严苛的审讯未能从范纪曼嘴中套出一丝线索，难以确定范纪曼的真实身份。 范纪曼此次被捕，靠着自己的机灵以及亲友的保释，成功脱险。 但由于时下种种，成功脱险的范纪曼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导致其不得不一直低调的“漂流”在外，成为无组织关系者。 不得不说范纪曼似乎生来“胆大妄为”。 第二次被捕是在一次高校爱国活动结束后，范纪曼取得了为国民党翻译文件的机会。借此机会，他开始将自己接触到的文件内容，不断传递给当地党组织。 他企图帮助当地党组织时刻掌握国民党外交动向，从而形成有利己方的局面。但他接头情报的冀丕扬突然背叛革命，导致范纪曼再次被捕。 作为情报人员，范纪曼的专业素养极高。狱中凭借自己灵活的头脑，以及巧舌如簧的嘴巴，使得国民党晕头转向。 共产党内得知讯息，更是在外多方周旋，援救范纪曼。范纪曼又一次逃脱成功。 两次因叛徒背叛而被捕的范纪曼，并没有对情报工作丧失信心，而是再一次积极投身于上海地下工作中。 1933年后，范纪曼来到上海开了一家小书店，表面是书店老板，实际是在为地下组织打掩护，也因为来上海开的这家旧书店，他认识了鲁迅先生。 他的直接上级就是潘汉年、李克农等人，每天的日子过的可谓心惊胆战。 有一次，他接到通知，得知敌人在法租界巡捕房，要去白尔部路去查抄电台，范纪曼急忙找了一个摩托车，赶在敌人之前，把电台藏起来带走。 后来，这个电台被放在书店内里的地下洞穴里，继续输送情报。 1938年，范纪曼通过一些“特殊”渠道，得到日本苏联相关的重要军事情报，为避免情报时效消失，紧急通过《大美晚报》以新闻形式将情报传递出去。 很快就传来日军大受打击的信息，自己的情报终于派上用场，这令他欣喜若狂。 1946年，范纪曼凭借着自己优秀的才能，被国民党国防部招用，予以少将代理专员一职。范纪曼并未被糖衣炮弹所俘，随着他一条条情报的送出，国内战局也愈发明朗。 1949年，解放军摧枯拉朽般将国民党撵的没地方跑，蒋介石意识到大势已去，准备撤离大陆前往台湾，陈恭澍便动员范纪曼到台湾任职。遭到了范纪曼的拒绝。 可事态未能如范纪曼预料那般顺利，他再次遭到背叛。 为共产党提供情报的沈寒涛，在被国民党逮捕后，直接招供指认范纪曼就是共党。于是，范纪曼迎来了自己第三次入狱。 这一次范纪曼被蒋介石直接判以死刑，在没有周旋的余地。在漆黑肮脏的监狱中，范纪曼即便面对死刑，但仍能头脑清醒冷静。 看守人员见他如此，便劝道：“你说出点有用的情报，指不定会放你一条生路！” 范纪曼听闻嘿嘿一笑：“我哪知道什么？”随即脑筋又转个不停。他在此地潜伏工作已久，地形、值班等相关信息早已刻到脑子里了。 当深夜降临时，他便立刻装作肚子痛，一副不行了的样子，求看守人员行个方便。看守人员却默不作声地盯他瞧了好几秒。 正当范纪曼以为要遭到拒绝时，打算另寻他法时。没想到看守人员突然转头挥了挥手：“快去快回！”范纪曼便趁此机会得以第三次逃脱。 参考信源：临汾党史方志网——《范纪曼：一位“党外”红色特工的传奇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