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5月6日，周作人下地小解时，突然猝死。他死后，被家属销户，骨灰盒也不认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下地小解时，突然猝死。他死后，被家属销户，骨灰盒也不认领。

1946年7月，周作人因涉嫌汉奸罪被提上法庭。这位曾在日占时期担任伪政府职务的文人穿着简单的白色夏布长衫，身材消瘦。他的外貌并未流露出典型的江南书生的清秀与优雅，反而更显得凝重严肃。 审判的焦点围绕周作人在占领期间的行为展开。 公诉方指控他不仅参与编写伪教科书，以符合日本的侵略政策，还协助日本人研究华北的资源，为其矿产开采和物资搜集提供便利。更严重的是，他还曾参拜过靖国神社，并通过媒体鼓吹建立“东亚新秩序”，似乎在公开为日本的侵略行为辩护。 面对这些严重的指控，周作人不仅聘请了律师，而且亲自进行辩护，试图说明自己的行为背后的苦衷。 他提到，日军占领北平后，自己的生活境况十分困难，出任伪职更多是出于无奈。特别是他提到了一次元旦遇刺事件，虽然未受伤，但这一事件显著提醒了他生命的脆弱性。 他辩称，自巧留北平并非真心投敌，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教育领域对抗日本的奴化政策，减轻占领军带来的伤害。 不论周作人如何辩解，证据显示他确实在多个层面上协助了敌人，这使得他的辩护显得苍白无力。最终，该案在11月16日得出裁决，周作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 尽管周作人不甘心此一结果，并在随后提出复审申请，他试图通过引述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同化案例来为自己辩解，声称试图将儒家思想融入大东亚共荣圈，以影响日本。但这一辩护同样未能为他赢得法庭的同情。 周作人的最终命运较其他被判无期徒刑或更重刑的汉奸要好，只服刑四年后便在国民政府垮台前获释。在狱中，他的生活相对规律，他的时间多用于阅读和写作。 1949年1月26日，周作人结束了其在监狱中的生活，步入了新中国成立的社会氛围中。 出狱后，他选择了先行前往上海，寄居在其学生尤炳圻的家中。在上海短暂停留后，周作人与妻子羽太信子及家人一同迁往北京，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 在北京的生活对于周作人来说，充满了不确定性。面对自己曾经的行为和新政权的态度，他深感需要解释和自我辩护的必要性。于是，他下笔写了一封长达六千多字的信，寄给了时任总理的周恩来。 在信中，他不仅进行了自我反省，也试图阐述自己的立场和行动的动机。特别是他提到留在北平的原因，是出于对家庭和责任的考虑，而非单纯的政治选择。 信件中，周作人还特意强调了自己的学术能力，如精通希腊文等，希望这能为自己在新的政治环境中找到一个立足点。这封信最终被提交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对周作人的案件持宽容态度，建议将其留用作翻译，利用其语言才能。 尽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和容忍，周作人的身份和过去的行为依旧给他带来了诸多不便。尽管他多次申请恢复公民权，但直到去世，北京市法院始终未批准这一请求。政治权利的剥夺，成为他余生难以摆脱的阴影。 在个人生活方面，周作人也面临财产上的困扰。他曾请求保留自己的住房，这座位于八道湾11号的四合院，历史上曾是他与兄弟鲁迅共同的家产。这个请求同样没有得到支持，房屋的归属问题成为周家兄弟间长期的纠葛。 然而，也有些许慰藉。1955年，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的中国国籍申请得到了批准，这对周作人来说无疑是一个积极的转变。 周作人晚年的生活并不如意，他试图通过出版活动恢复其文化影响力，但这一过程同样困难重重。由于周作人拒绝对其在伪政权中的行为进行公开检讨，他的作品最初只能以“周启明”的名字发表。这种匿名出版的方式，虽然使他得以继续文学创作，但也反映出他与主流社会的疏离。 周作人晚年的家庭生活同样充满挑战。与妻子羽太信子的关系因经济困境和相互间的不理解而日益紧张。羽太信子的健康问题，特别是她的癔症，加剧了夫妻间的矛盾。 日记中周作人经常记录下妻子的病发情况，这些文字透露出他对这种生活状态的无奈和困扰。 1951年5月1日，周作人的日记详细记载了因家庭变动而导致妻子病情加重的情况，不得不请来邻居梁大夫诊治。这些记录不仅展示了家庭生活的不和，也反映了周作人个人的孤独与无助。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下地小解时，突然猝死。他死后，被家属销户，骨灰盒也不认领。尽管他曾是知名的文学翻译家和教育者，他的逝世却未引起较大的公众关注。钱理群在回忆周作人去世时指出，除了家人外，几乎无人为他送行，这一描述凸显了周作人晚年的孤独与被遗忘。

来自 唐力行编. 江南文化百科全书[M].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