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不想死，因为我是证人，我还要等到日本政府赔礼道歉那一天。”这是84岁的万爱花生前时常念叨的话，她14岁起，三次被日军抓走遭受非人虐待、性侵，全身多处骨折，终身不育，后半生遭受诸多后遗症困扰。1992年，万爱花第一个站出来指证日军性暴力侵害。 信息来源：2013年09月07日 京华时报 ——《媒体谈万爱花的终老：历史的活证人不该就这样离去》 2013年9月4日凌晨，一位名叫万爱花的老妇在山西太原的家中悄然离世，享年83岁，她的离世，象征着一个特殊群体——中国“慰安妇”幸存者的又一次凋零。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万爱花和无数中国妇女一样，遭受了日军的残暴虐待，身心备受摧残，然而，她又是一位异常坚强的女性，在饱尝创伤之苦的同时，毅然选择站出来，揭露日军暴行，为自己和“慰安妇”姐妹们讨回公道。 万爱花，原名刘春莲，1930年出生于内蒙古，少女时代的她，曾三次被日军抓走，沦为“慰安妇”，遭受了非人的凌辱和虐待，日军的暴行在她身上留下了累累伤痕：脚踝、肋骨、胯骨骨折，颈部扭曲，头皮和耳朵也满是伤疤。 更可怕的是，这段经历给她的心灵烙下了终生难以磨灭的创伤，万爱花终身未育，晚年身患多种疾病，常年卧床不起，饱受病痛折磨。 但万爱花不是一个甘于沉默的受害者，1992年，已年过六旬的她挺身而出，在东京参加“慰安妇”问题国际听证会，当众指证日军的滔天罪行。 她撕开衣襟，展示满身的伤疤，泣诉自己惨遭蹂躏的经历，这一幕令现场观众无不动容，万爱花由此成为中国“慰安妇”对日诉讼的第一人。 此后的20多年里，万爱花多次远赴日本，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赔偿。 然而，历经艰辛，多次出庭作证，万爱花的诉讼之路却始终坎坷不平，日本法院或以诉讼超过时效为由驳回，或以个人无权起诉政府为由拒绝受理，万爱花的正当诉求，一次次被无情否决。 晚年的万爱花，几乎不能下床，每日的活动仅限于病房、卫生间和晒太阳的窗边，但她心中的怒火从未熄灭，对日本政府的愤懑之情与日俱增。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讨回公道！”她常这样对身边人说。多年来，万爱花唯一的心愿，就是等到日本政府为“慰安妇”问题道歉、赔偿的那一天，然而，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她也没能等来这一天。 万爱花的不幸遭遇，是无数中国“慰安妇”悲惨命运的缩影，如今，曾经饱经沧桑的她们大多已年迈体衰，留存于世的幸存者也屈指可数。 岁月无情，正从我们身边带走这些活生生的历史见证，我们已经来不及倾听每一位幸存者的故事，来不及记录每一段鲜活的记忆，但我们更不能让她们带着遗憾离去，让历史就此湮没。 日本政府至今仍在“慰安妇”问题上态度闪烁，试图淡化侵略罪行，逃避应尽的历史责任，面对受害者的诉讼，他们更是采取拖延战术，企图拖到幸存者都离世，从而彻底抹杀铁证，这种倾向令人不安，因为一旦亲历者的声音永远沉寂，我们对抗倾轧历史的企图将更加艰难。 作为后辈，我们应该从万爱花的遭遇中汲取怎样的教训？又该肩负起怎样的责任？至少，我们应当给予每一位“慰安妇”幸存者应有的关怀，让她们感受到来自国家和民族的温暖，让她们在晚年得以有尊严地生活。 我们更应该行动起来，去倾听幸存者的心声，去记录她们的点点滴滴，去守护那些宝贵的历史片段。唯有铭记历史，我们才能避免悲剧重演。 万爱花用自己的一生，将“慰安妇”这一深埋地底的历史伤疤揭示于世，她孤身上阵，向施暴者发出了最响亮的控诉，她虽已离我们而去，但她的勇气、尊严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