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组织给了肖林和王敏卿夫妇30两黄金用来做生意，要做什么都可以，但有个条件：只要组织需要用钱就得给，并且要多少他们就得给多少！此后夫妻俩不仅圆满的完成组织交代的各项任务，还在建国后上交了1000万美金和12万两黄金。
1941年的一天，肖林急匆匆的前往红岩村的一栋三层小房子里，办事处长钱之光对他说：“周恩来同志一会儿有重要任务跟我们说”。
周恩来这次把他们叫来，主要是谈论党组织经费的问题。
（参考信源：文史月刊2004-03-01——《中共上海地下金库秘事》）
他们地处国统区，不像延安可以种田，加上国民党给八路军的军资极少，物价又在飞速攀升，他们必须要自己搞到活动经费。
肖林好奇到底需要多少，周恩来也会回答不上来。
就像彼时的他们不确定抗日需要多长时间，但周恩本来给肖林定了一个原则：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给；要多少，给多少，不够想办法也得补上。
得到周恩来的指示后，肖林一边在民生公司上班，一边寻找赚钱的生意，什么赚钱他就做什么。
1941年4月，肖林辞去工作，在天津开了一家“恒源”商号，主要经营的就是土沙、食糖。为了协助、掩护肖林的身份，组织上还派来一个女同志，协助肖林的工作。
这个女同志，就是王敏卿，也是肖林后来的妻子。
俩人的生意越做越大，周围人对他的评价也逐渐变为，原来肖林的一些老朋友，都对他经商的行为十分不屑，说他一身铜臭味，说他忘了以前也是一个穷人。
肖林对此无法回答，哪怕他在朋友眼中变成了一个满身污浊的商人，但他从不后悔。
因为连年的抗战，四川境内几乎和上海断了贸易链接。
肖林就采购了大批的日用品，例如丝袜、牙膏、香皂等等，由民生公司的轮船运到重庆，批发给当地的百货商店。
当然，山东的花生油、粉丝、水果，也会运到上海去贩卖。
他们还借助运送货物，将在山东无用的黄金、美钞，运到上海作为活动经费，黄金就装到花生油里面运出去。
抗日战争结束后，肖林原本以为可以不做商人，继续做一个写写文章的散人，但随即解放战争又爆发了，肖林接受任务，将业务迁移到南京继续经商。
因为“华谊”公司和山东业务来往，他们还偶然获得了一个国民党将军的庇护，这个人就是李弥。
李弥前妻的表弟王肇昌，也是王敏卿的哥哥，得知是王敏卿等人在上海开公司，王肇昌专门跑到上海，提出和“华谊”联手（1946年建立），将山东的货物运到上海去贩卖。
李弥当时也在捞钱，除了接收的日伪物资，就是“官方倒卖”货物，以极地的价格收购，然后高价卖出去。
一次，他们的货物在进行水运时被扣押，王肇昌赶紧去找了李弥，此后再也没人敢动“华谊”的商船了。
中共在上海有一个地下金库，肖林夫妇就掌握着地库的钥匙，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他们几乎和地下组织断了联系，只有一个上线。
肖林夫妇在上海3年，一直活在国民党的眼皮子底下。
有一次，他们险些进了渣滓洞。大叛徒刘国定带着特务前往上海，要抓捕曾在四川工作过的地下党，他虽然不知道肖林等人的身份，但却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并打算通过吴震拉出肖林夫妇这条线。
幸好，我党地下组织提前得知消息，在刘国定还没有达到上海，就通知这些身处险境的同志快走。
吴震也即使躲进了肖林家中的，但他深知只要留在上海就必定会有危险，还会牵扯到肖林，于是住了几天就趁机从水路离开了。
刘国定抓不到主要人物，但还是抓到了8个未能及时撤离的中共地下党员。
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肖林夫妇也完成了自己任务，打算把全部资产都上交给国家，共计黄金 12万两， 固定资产1000多万美元。
肖林只留下了3银元：“华益公司的本钱是党的，所有的利润应该全部交给党。 我们留下3块银元纪念这段难忘的经历吧”
1997年，肖林将这3银元捐给博物馆，这不仅仅是3块大洋，更代表着我党在抗日、解放战争中那些光辉的岁月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