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史学家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后连续写了《商鞅》、《秦献记》、《秦政记》三篇史论

【革命史学家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后连续写了《商鞅》、《秦献记》、《秦政记》三篇史论为暴秦洗地】

章太炎在《商鞅》中开篇就说：“商鞅之中于谗诽也二千年，而今世为尤甚。其说以为，自汉以降，抑夺民权，使人君纵恣者，皆商鞅法家之说为之倡。乌乎！是惑于淫说也甚矣。”意思是商鞅被冤枉了两千年，对商鞅的攻击都是胡说八道。章太炎说，中国古代的法家就是政治家，不是现在说的法律专家，商鞅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伟人，法家都是治世之能臣和人民的大救星，“以法家之鸷，终使民生；以法家之刻，终使民膏泽”，后世的仁人志士，没有认清这一历史真相，冤枉了商鞅和法家。中国历史上抑夺民权，教唆统治者干坏事儿的，都是儒家，“余观汉氏以降，刀笔吏之说，多传《春秋》，其义恣君抑臣，流貤而及于民”，“是其于法家，则犹大岩之与壑也”，特别是儒家中的公羊学派是最坏的，“此其罪则公孙弘为之魁”。至于法家商鞅对付人民的残忍手段，“夫鞅之一日刑七百人以赤渭水，其酷烈或过于（张）汤”，章太炎认为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儿，“牛羊之以族蠡传者，虑其败群，牧人去之而无所遴。刑七百人，盖所以止刑也”。章太炎说秦国人又蠢又坏，“秦自三良之死，后嗣无法，民无所则效，至鞅之世，而冥顽固以甚矣”，不狠狠的收拾行吗？商鞅的血腥屠杀是被秦国人逼出来的，#迷人老祖# 那都是为了人民好。

《秦献记》是讲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为了统一思想而不得不采取的政治措施，孟子一派儒生虽然被杀尽，但五年以后就是张楚之兴，“记诵未衰”，所以思孟一派的儒家经典并未被全部毁灭，“孟子徒党虽尽，其篇籍得不泯绝”。至于后来杀的知识分子过多，是由于行刑逼供之下，方士、儒生互相攀扯乱咬，又牵连到百家，搞成了扩大化，这是执行过程中出的问题，是下面的人把事儿办糟了，并不是秦政要专门迫害知识分子，比如有几个儒生就没有杀，后来还追随陈胜造反。

《秦政记》则是大肆颂扬秦始皇的丰功伟绩，说秦始皇正是因为能够做到独裁专制，才能够实现河清海晏，才能够消灭阶级分化，“人主独贵者，其政平；不独贵，则阶级起”，又说秦始皇知人善任，不宠幸私人。汉文帝、汉武帝这些就不行了，政治黑暗无比，乱杀无辜，迁怒无罪，大搞裙带关系，“嬖幸卫、霍、贰师之伦，宿将爪牙，若李广、程不识者，非摧抑乃废不用”，“秦皇之与孝武，则犹高山之与大湫也”。未来中国要长治久安，还是得学习秦始皇独裁专制，也不要对老百姓滥施同情心，按照法律来办就行，“要其用意，使君民不相爱，块然循于法律之中”。至于如此伟大的时代为何二世而亡？章太炎说并不是秦朝的制度有问题，而是秦始皇没有对亡国的六国贵族加以拢络，或者因为心慈手软，没有把六国贵族杀光，留下了后患。又因为秦二世胡亥昏庸，后来就控制不住局面了。如果换个好皇帝，秦朝就灭亡不了。西汉初年的贾谊恶毒攻击秦政，实在是太肤浅了。总之就是秦的政治制度不仅没有问题，而且还相当出色，很值得后人学习。

章太炎的这三篇文章对当时的青年学生影响很大，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文化人，正是把章太炎这三篇文章中的观点拿来当作理论工具，开展所谓尊法反儒的斗争，很多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就是章太炎的学生，不仅陈独秀、鲁迅的思想受他影响，连胡适也被认为是“唯一能够发扬太炎之学的人”，被胡适封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也是章太炎的狂热崇拜者。

章太炎的这三篇文章和早期的尊法反儒的思想，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后来的革命家们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乃至影响到了后来新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这三篇文章被大量刊印出版，用作批儒评法运动的理论教材，1973年毛泽东甚至亲自给他的侄子毛远新逐字讲解《秦献记》和《秦政记》，“主席还把柳宗元的《封建论》及章太炎的《秦政记》、《秦献记》大字单行本递给我，我简单翻了一下，唐人的古文略加注释并不难读，但章太炎的文章我根本读不下去，许多字见都没见过。我问这是啥字，有的主席给我讲了，有的他也说不晓得，要我去查注解”。

不过严格来说，章太炎实在算不上什么正经的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序言中曾指出：“‘革新派’之于史也，急于求知识，而怠于问材料……因此其于史，既不能如‘记诵派’所知之广，亦不能如‘考订派’所获之精。彼于史实，往往一无所知……彼对于国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评价，特激发于其一时之热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据……彼等乃急于事功而伪造知识者……今我国人乃惟乞灵于此派史学之口吻，以获得对于国史之认识，故今日国人对于国史，乃最为无识也。”说的就是章太炎、易白沙等“革命史学奠基人”。

章太炎在清末民初热衷于鼓吹华夏西来说，“公元前2282年，两河流域的国王Nakhunte率领巴克族（Bak tribes）从迦勒底亚出发，翻越昆仑山，历经艰险，来到了中国西北部的黄河上游。此后巴克族四处征伐，传播文明，最终奠定了中国历史的基础。其中Nakhunte又作NaiHwangti，即黄帝之谓，巴克族则为百姓（Bak Sing）转音，华夏民族来自于古巴比伦”，这一说法是法国人拉克伯里发明的。章太炎不加以辨别，也跟着叫嚷华夏民族是从古巴比伦来的。他在《訄书·序种姓》说：“方夏之族，自科派利考见石刻，订其出于加尔特亚；东逾葱岭，与九黎三苗战，始自大皞；至禹然后得其志。征之六艺传记，盖近密合矣。”其中科派利即指拉克伯里，而加尔特亚则为巴比伦之谓。古巴比伦人是白种人，中国汉族是黄种人，这连人种都不一样，章太炎为了重塑中国古代文明史，连这些基本常识都不顾了，还硬说是中国先秦儒家经典中就是这样记载的。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连黄帝都不讲，又什么时候说过华夏族是从古巴比伦跑来的？由此可以窥见章太炎的史才、史识、史德！

1921年著名历史学家柳诒徵发表《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公开点名批判章太炎乃是中国“打倒孔家店”之祸首，章氏《诸子学略说》对孔子和儒家的攻击纯属“以无稽之谈来污蔑”。出人意料的是，章太炎1922年6月15日在《史地学报》第四期发表了《答柳翼谋书》，承认自已当年对孔子和儒家的构陷是“狂妄逆诈之论”，但“前声已放，驷不及舌”，现在大错已经铸成，追悔莫及。孔家店已被砸烂，孔孟之道已被打倒，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这种建立在歪曲中国古代历史基础上的“反儒”遂成为此后中国的政治正确，并一再掀起对儒家的批判和迫害。章太炎之罪通于天矣！

回到章太炎的《秦政记》，他说秦始皇没有对亡国的六国贵族加以拢络，或者因为心慈手软，没有把六国贵族杀光，留下了后患。这个论述也经不住推敲，以秦国的强大，九国加上匈奴骑兵合纵攻秦尚且失败，“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士逡巡遁逃……及至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离，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这些都是当时的历史事实，此后秦始皇“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镝，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后斩华为城，因河为津，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这种情况下，靠少数东躲西藏的六国残余贵族就能将暴秦推翻？没有以陈胜、吴广为代表的六国人民无法忍受秦政的残暴而起来拼死一搏，不要说六国残余的贵族，就是六国统治者再次联合起来也没有办法灭秦。这些历史事实都是很清楚的，章太炎自己见识浅陋，居然还要攻击汉初贾谊的《过秦论》抹黑了秦政和法家。后来的人又鹦鹉学舌，照搬章太炎的观点，至今仍有人宣称秦二世而亡是因为秦始皇心太软，没有把六国的贵族全部杀光。这种反动的历史观，宣扬的是统治阶级只要心狠手辣，就可以千秋万代永坐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