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寡妇守贞，很多是自愿的，夫家和婆家阻止不住，还引发很多冲突，并非当时的

【中国古代寡妇守贞，很多是自愿的，夫家和婆家阻止不住，还引发很多冲突，并非当时的社会伦理不允许寡妇再嫁。】

如果仔细阅读《明史·列女传》，就能够清楚这种情况，美国两位专门研究东亚妇女历史的学者高彦颐（Dorothy Ko）和卢苇菁(Weijing Lu)也有这方面的学术专著出版，“中国妇女长期受压迫乃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建构的新史观，并非历史事实”。

这种女子守贞往往足不出户，足不下楼，反而成为夫家和娘家沉重的经济负担，为夫家人所痛恨，为娘家人所怨恨，往往对其进行虐待，以强迫其改嫁，但贞妇就会以死来明志，这又会惹出麻烦来，最后只能随她们的意愿。明朝的海瑞在担任南直隶巡抚时，就曾经发布《督抚条约》，限期寡妇再嫁，不然就要追究地方官的责任，闹得全国舆论一片哗然。

元世祖时期，民间谣传朝廷要采择汉族寡妇配给鞑靼和色目光棍做老婆，一时间孀居无论老少，皆急忙改嫁，“六礼既无，片言即合。至於巨室，有不待车舆亲迎，辄徒步以往者，盖惴惴焉惟恐使命戾止，不可逃也。”其中不乏守寡数十年的贞节烈妇，当时人作诗云：“大男小女不须愁，富贵贫穷错对头，堪笑一班贞节妇，也随飞诏去风流。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分校东亚史学家高彦颐在《海外中国研究丛书·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中指出：“明末清初的中国江南闺秀远不是受压迫和无声的，这些妇女在男性支配的儒家体系中，创造了一种丰富多彩和颇具意义的文化生存方式”。高彦颐认为，“五四妇女史观”是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建构，它更多地反映了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想象蓝图，而不是中国古代妇女的真实状况，这一史观将女性受压迫看成是中国封建父权最突出的特点，但它并不是事实。

专门从事中国古代妇女史研究的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著名历史学家卢苇菁也在《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中指出：“明清时期，数以千计的年轻女子抗拒父母的权威，忠贞于她们的亡夫或者未婚夫，很多人以寡妇的身份终其一生，有的为夫自杀殉死。而这些女性往往需要同父母家人进行惨烈的抗争，最后父母公婆不得不妥协，允许她们守贞或者殉夫。五四新女性以自杀来逃避包办婚姻，而明清时期的贞洁烈妇以自杀来捍卫封建包办婚姻。”

卢苇菁的论述，并非言之无据，实际上我们只要认真读《明史·列女传》，就知道当时的这些“贞洁烈妇”并非是受到封建家庭或者社会的压力，恰恰相反，家庭或者社会往往千方百计的阻止她们的守贞和殉夫行为，但却阻止不住。

《明史·列女传》载：“卢佳娘，福清李广妻。婚甫十月，广暴卒，卢恸绝复苏，见广口鼻出恶血，悉餂食之。既殓，哭辄僵仆，积五六日，家人防懈，潜入寝室自经”，“陈氏，祥符人，字杨瑄，未嫁而瑄卒。女请死，父母不许，欲往哭，又不许。私剪发，属媒氏置瑄怀。汴俗聘女，以金书生年月日畀男家，号定婚帖。瑄母乃以帖裹其发，置瑄怀以葬。女遂素服以居。亡何，父母谋改聘，女缢死”，“张氏，秀水人。年十四，受同邑诸生刘伯春聘。伯春负才名，必欲举于乡而后娶。未几卒，女号泣绝发，自为诗祭之。持服三年，不逾阃，不茹荤。服阕，即绝饮食，父母强谕之，终不食，旬日而卒，年二十”，“汪烈妇，晋江诸生杨希闵妻也。年二十三，夫死，无子，欲自经。家人防之谨，不得间。氏闻茉莉有毒能杀人，多方求之，家人不知也，日供数百朵。逾月，家人为亡者斋祭，妇自撰祭文，辞甚悲。夜五鼓，防者稍懈，取所积花煎饮之，天明死”，“丁美音，溆浦丁正明女。幼受夏学程聘，年十八将嫁，学程死，美音誓不再嫁。父母曰：‘未嫁守节，非礼也。何自苦如此？’美音啮指滴血，吁天自矢”，“张氏，桐城李栋妻。栋死无子，张自经于床。母救之，奋身起，引斧斫左臂者三。家人夺斧，抑而坐之蓐间，张瞆闷不语。家人稍退，张遽揜身出户投于水。水方冰，以首触穴入，遂死”，“江夏欧阳金贞者，……字罗钦仰，从梧之官柘城。梧艰归，舟次仪真，钦仰坠水死。金贞年甫十四，惊哭欲赴水从之，父母持不许。又欲自缢，父母曰：‘汝未嫁，何得尔？’对曰：‘女自分无活理，即如父母言，愿终身称未亡人’……生平独卧一楼，年六十余卒”，实际上是连未婚夫的面都没有见过，就已经下定决心要死给他了。

上面这些，是丈夫死后，父母要女儿改嫁，或者不准女儿守节，女儿以死抗争的例子。实际上还有未正式举行婚礼丈夫就死了，公婆要儿媳改嫁，儿媳毁容不从，由此受到公婆和小姨子百般虐待，也要住在夫家守贞不走的处女，“王氏，慈谿人。聘于陈，而夫佳病，其父母娶妇以慰之。及门，即入侍汤药。未几，佳卒，王年甫十七，矢志不嫁。姑（婆婆）张氏曰：‘未成礼而守，无名。’女曰：‘入陈氏门，经事君子，何谓无名？’姑乃使其二女从容讽之。妇不答，截发毁容。姑终欲强之，窘辱万状。二小姑陵之若婢，稍不顺即爪其面，姑闻复加构楚。女口不出怨言，曰：‘不逼嫁，为婢亦甘也。’夜寝处小姑床下”。还有一个分宜人易氏，将未婚夫临死前吐的痰血用手帕包裹起来，“枕之终身”，“自是独处一楼，不窥外户四十余年”，婆婆对她说，你还是处女，和我儿子并未正式成婚，守什么节呀？她对婆婆说，您这是什么话？我已经许配给了你家，就是你家的人了，我就是要守！还有一个陈节妇，不仅生前要为亡夫守贞，死后也不准其他男人碰她的棺材，丈夫死后，她“归父家守志，坐卧小楼，足不下楼者三十年。临终，谓其婢曰：‘吾死，慎勿以男子舁（抬）我。’家人忽其言，令男子登楼举之，气绝逾时矣，起坐曰：‘始我何言，而令若辈至此。’家人惊怖而下，目乃瞑。”

那么中国古代为什么这么多殉夫守节的烈妇呢？有人认为这些妇女是受了儒家封建礼教的洗脑，女奴哲学的毒害已经深入了她们的骨髓，使她们丧失了判断是非的能力。但芦苇菁却不这样认为，她认为中国古代的这些贞洁烈妇，很可能自幼就在一种重情的文化氛围中成长，幼年订婚之后，大多数的双方家庭都会经常来往，以维持亲家关系。女孩自幼耳濡目染，使此种婚约和丈夫的观念深嵌心中，并寄托以无比美好的感情与想象，一旦未婚夫或丈夫死亡，女子无法斩断其回忆和之前寄托的感情，因而也很难转而他适，乃至为亡夫殉情自杀。把这种现象归罪于儒家封建礼教的毒害，只是中国五四以来新文化学人的一种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