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诛秦》中——【秦灭六国是野蛮战胜文明，秦的兼并天下用尽了权谋手段，并非全靠兵强马壮，秦始皇死后秦统治集团的内讧创造了反秦大起义的时机】
《战国策·魏策》载：“秦与戎狄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
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和李学勤的《中国古代文明十讲》指出秦国实行的是奴隶制度，在灭亡六国以后，又把这种奴隶制的生产关系推广到全中国。六国的文明程度当时都比秦国要高，其中尤以楚国的文明程度为最高。
郭沫若在《今昔集·论古代文学中》进一步指出：“使秦国来统一了中国，不仅是屈原和楚国的悲剧，也是我们全民族的悲剧！ ”
谭嗣同在《仁学·二十九》中说:“秦政也，皆大盗也”，“荀（子）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
韩非、李斯诸人都是荀子的学生，推崇性恶论，秦始皇和秦二世将他们的法家奴隶制暴政推广到六国。史学大家蒙文通先生指出，荀子之学是“以法家来乱孔孟之道”，“心无善，性亦无善也，夫（荀）卿之说，既以性为恶也，则仁义乌乎出？”
战国晚期，已经有齐人鲁仲连义不帝秦，愿投东海而死。后来又有荆轲的刺秦，高渐离的刺秦，张良的刺秦，前仆后继，赴汤蹈火的想要杀死秦始皇这个独夫民贼。总之秦朝的暴政是不得人心的，反秦的人民大起义不可避免。
商鞅变法以后的秦军，号称为虎狼之师，这支军队，久经战阵，名将辈出，在一百多年时间内，彻底摧毁其它六国的军事力量，统一了中国。不过六国的兵，不能敌秦军，自身的腐败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战国的法家，多源于魏国，魏国最早实行变法，所以在战国早期，魏国的军力实际上是最强的。魏国的武卒，都是精挑细选，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待遇优厚的（《荀子·议兵》）。魏公子信陵君甚贤，名重天下，“率五国之兵破秦军於河外”，又“乘胜逐秦军至函谷关……秦兵不敢出”，秦国用了反间计，使人日夜在魏王面前谤毁信陵君，信陵君见疑，被夺了兵权，“乃谢病不朝，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日夜为乐饮者四岁，竟病酒而卒”，秦遂灭魏，屠大梁（今开封）。
战国时期，各个国家都在实行变法，并不是只有秦国才实行变法，只是变法的具体政策和方向不太一样。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赵国的兵，本来也是不弱的。但是赵王也一再中了秦国的反间计，廉颇被夺兵权，李牧被杀，赵国也就败亡了。
楚国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人民尚武好战，冶铁技术发达，是秦国最为强大的对手，“楚地五千里，持戟百万……以楚之强，天下弗能当（《史记·平原君列传》）”。所以秦国在灭亡六国的过程中，采用了首先稳住楚国的外交战略，利用联姻关系来千方百计的拉拢楚国。楚王之女多嫁给秦王为后，秦王之女又多嫁给楚王为后，双方自春秋以来，一共进行了二十一代的联姻，楚王是秦王的外孙，秦王又是楚王的外孙，秦楚王室变成了打断骨头仍然连着筋的血亲集团，而且秦国还长期容忍楚国王室成员以外戚的身份在秦国执政。秦楚之间的关系极为错综复杂，利益纠缠极深，所以后代楚王虽然发现秦国的势力和野心越来越大，已经对楚国构成严重威胁，但却难以摆脱各种利益纠缠，走到彻底的防秦和反秦的立场，最终养虎遗患。
在楚国的统治集团内部，也分成了反秦和亲秦的两派，双方经常恶斗，互相倾轧，在外交战略上难以达成共识，屈原就是反秦派的代表之一，他后来实际上就是受到楚国内部以令尹子兰为首的亲秦派的排挤和迫害。秦国不仅是惯用离间之计，还往往拿出重金，在六国内部搞政治渗透，培养和扶持亲秦势力，收买了很多执政大臣和后宫的宠妃，充当秦国利益的代言人。楚国受此害甚深，齐国是当时东方的大国，也是这样被灭亡的。五国在被秦国灭亡时，齐国居然采取袖手旁观政策，见死不救，后来秦军一到，齐国就只有不战而降了，原因就在于齐国被秦国收买的间谍劫持了政权。今天的新沙皇普京，也深谙此道，欧美各国受害甚深，读史可以明智，鉴古方能知今。
所以秦国的灭亡六国，不仅仅是依靠其国力和军力的强大，还用尽了各种权谋手段，以及依靠其正确的外交战略。而强大的楚国之所以被秦国所灭，除了内政外交的重大失误和军队的腐败外，后来的迁都陈郢（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和寿郢（今安徽寿春）也是重大的战略失误。当时楚倾襄王认为，有赵魏韩三国在，可以在西面充当楚国的屏障，秦军无法越过三晋来攻打楚国。所以在郢都（今湖北荆州）被秦将白起攻破以后，楚倾襄王就带着大臣逃到了陈郢，而将楚国经营了六七百年的老根据地湖北和湖南放弃，楚国虽大，被秦军从中截断，南北不能兼顾，国力就无法振作了。末代楚王昌平君（秦昭襄王的外孙）虽然救亡图存，率部退入长江以南继续浴血抗战，但大势已去了，最后可能败死在江西境内（田余庆《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
秦始皇在灭亡楚国以后，楚人就开始大量逃亡，这种逃亡其实就是在秦政府的有效管控之外暗中积蓄反秦的力量。项梁、项羽叔侄逃亡到秦朝控制力量弱的江东，就是在做这种工作，“项梁杀人，与籍避仇于吴中，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每吴中有大繇役及丧，项梁常为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楚人黥布逃到长江南岸的鄱阳湖中为盗，也是在做这种工作。楚人韩信带着剑到处游荡，也是这种心怀异志的人。
迷人老祖秦始皇在巡游天下的途中因为羊儿疯发作死了（郭沫若《秦始皇将死》），他宠爱的小儿子胡亥当了二世皇帝，把较为贤德的秦始皇的长公子扶苏和大将蒙恬、蒙毅兄弟给杀了，“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史记·陈涉世家》）”。按照赵高的意思，本来是要把蒙氏灭族的，二世心善，下不了手，只杀了蒙恬、蒙毅本人（北大汉简《赵正书》）。随后又惨杀了秦始皇的30多个子女，秦始皇有10个女儿是被活剐掉的，“十公主矺死于杜（《史记·李斯列传》），“矺”就是肢解活人的意思。不杀不行啊，按照法家韩非的理论，君王的老婆、父兄、亲信就是君王潜在的最大的敌人（《韩非子·八奸》，只有杀了才放心。之前秦始皇就把自己的皇后楚国公主（扶苏的母亲）给杀了，后来汉武帝又学秦始皇，赐死了汉昭帝刘弗陵的母亲钩弋夫人，中国古代的皇帝都要称孤道寡不是没有原因的，迷人老祖确实有让今日中国半文盲女性痴迷的一面。
二世在杀了秦始皇所有的子女后，又要“与天下更始”，所谓“以天下更始”，就是要对秦始皇时期的重臣宿将来一个大屠杀，“子婴进谏曰：‘不可……今国危敌比，斗士在外，而内自夷宗族，诛群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是内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斗士之意离也。臣窃以为不可。’秦王胡亥弗听（北大汉简《赵正书》）”。不把前朝的这些重臣宿将杀掉也不行啊，按照法家赵高的理论“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贵之。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此则阴德归陛下，害除而奸谋塞，群臣莫不被润泽，蒙厚德，陛下则高枕肆志宠乐矣（《史记·李斯列传》）”，新天子登基，要培养自己的羽翼和政治上的支持者，那么不把前朝的旧贵除掉，新贵就难以安置，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个就叫“以天下更始”。
中国古代杰出的女法家吕雉也是这样认为的，不仅想把汉朝开国功臣全部宰掉，还想把他们全部灭族，“高祖崩长乐宫，四日不发丧，吕后与审食其谋曰：‘诸将与帝为编户民，今北面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史记·高祖本纪》）’”。
但二世皇帝毕竟太年轻，做事太急了些，又不听劝，“牛马斗，而蚊虻死其下；大臣争，齐民苦（北大汉简《赵正书》）”，于是“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杀人众者忠臣”，秦朝统治集团内讧，“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众（《史记·李斯列传》）”，“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指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也，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阖口而不言（贾谊《过秦论》）”，反秦大起义的时机就成熟了。
明朝的建文帝也是太年轻，急着要削藩，把自己的江山都削没了，“流落西南四十秋，萧萧华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愁，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
《诛秦》上——【扶苏的身世，去留，生死，直接导致了楚人的反秦大起义和秦朝的二世而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