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930事件中,受害最深的是华人和印共。在当时,这两类人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尽管他们世代生活在印尼,为这个国家的独立和繁荣做出过贡献,尽管他们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在法律上拥有土著们同等的权力。但在民族情绪及意识形态裹挟之下,往日里和蔼可亲的邻居、朋友、姻亲,都纷纷举起了屠刀……
1.同胞在屠戮我们
1966年10月的一个清晨,印尼东加里曼丹岛某个小村庄里,一位刚起床的妻子走出家门,准备从门口的井里打点清水。这是她一天中最忙碌的时间,丈夫还没起床,两个孩子也在熟睡中,她得尽快洗漱,好给一家人做点早餐。
打开门的那一刻,她并没有发觉什么异样。等她提着水桶往回走时,却发现门口多了个红色小碗,非常显眼。
她以为自己看花了眼,这里常年闷热,早晨水气很重,看花眼很正常。
她放下手里的水桶,走上前去。那的确是一只红色的土碗,里头盛着不知是动物还是人的血,而且已经凝固了。
这位妻子以为又是谁的恶作剧。作为华人,他们一家也常受到当地土著的歧视,他们是能忍则忍。前阵子邻居家的牛吃掉她种的木薯,虽然心疼,她也不敢争辩什么。
丈夫的性格比他更懦弱,他一直告诫家人:我们的祖先是中国人,他们讲究和气生财。有些亏,能咽下去就别计较了。
妻子没有再想什么,她把碗扔在路边,又继续忙活去了。她不知道这个红碗代表着什么,更不知道,一场噩梦即将来临。
上面这个场景并非某个具体人物的亲身经历,而是1966年前后,“杀光所有中国人”行动中,印尼所有华人家庭都可能遭遇的场景。
1965年9月30日,印尼爆发政变。亲共一派的总统苏加诺在之后的政治斗争中落败,亲美一派的苏哈托将军掌权。权力交替之下,印尼共产党首当其冲,6位陆军将领的血债算到了印共身上。苏哈托掌权后首先对共产党人展开了清洗,随后,他和他的军政府又将矛头对准了印尼的华人。
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数百年的华人不再被他们视为同胞,而是仇寇。
“红碗事件”也不过是印尼军方炮制仇恨的产物:清洗运动开始后,印尼军方公开宣称,有9名达雅族长老死于非命,幕后真凶就是华人。
达雅族是印尼的原住民,他们极其看重宗族,宗族内的成员都紧密结合﹐同一宗族的达雅人全住在一座长又大的长屋中。在他们眼里,长老就是宗族的代表。
印尼军方放出来的这则消息虽然经不起推敲,却被达雅人全盘接受。复仇心切的达雅人决心杀掉能够见到的每一个华人。在华人家门口放上盛有鸡血或狗血的土碗是他们作出的记好,就好像让犹太人穿上绣有大卫之星的衣服一样,方便其他人识别、杀戮。
这种复仇的记号出现在许多华人的门口。达雅人之间互相达成供水,任何族人,只要在看到这个红碗,就有责任将屋里人赶尽杀绝,妇女儿童也不能放过。
从这个寻常的早晨开始,印尼华人最担心的集体屠杀又再次出现。没有人在乎他们是否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几百年,也没有人在乎他们平时多么和蔼可亲,只要他们身上流着中国祖先的血,那就必须让它流干。
根据幸存者的描述,许多华人聚集的村子被屠尽杀光。凶手杀人后会把尸体扔进河里,以至于河水都变了颜色。河中鱼虾吃着尸体长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当地人都不再吃这里的水产。
在口号和仇恨言论的鼓动下,华人没有丝毫安全可言。一名杀人凶手回忆,在“杀光所有中国人”运动开始后,他曾沿街杀人,杀掉了那条街上所有他认得出来的华人,包括他未来的岳父。
赤色分子的命运跟华人一样悲惨。
在九三〇事件中,华人和赤色分子往往是挂钩的。印尼土著流氓认定,只要是中国人,那他就一定是赤色分子;只要是赤色分子,那他就是这个国家的敌人。无论他曾经是我的邻居还是朋友,都得被清除。
年轻的拉米利就死在两个邻居手上。
拉米利被人指控为赤色分子后,厄运迅速降临到这个家庭中。一群流氓抓走了拉米利,他们并没有将其送去法庭,而是带到了一处河岸边。在当地,人们叫它“蛇河”。
处决一般发生在夜晚。暴徒们将拉米利从车上拖下,又一路拽着他往河岸走。火把所照之处,全是之前受害者的鲜血。拉米利知道等着他的是什么,他祈求其中的两名暴徒,放过他,让他活命。
这两个人是拉米利的邻居,平时就认识。两人没有理会拉米利的求饶,非但如此,他们还打算亲自处决拉米利。
谋杀在嘈杂声中开始。拉米利很快倒在血泊中,他的肩膀被砍断,背部、背部均受到贯穿伤。
两个凶手觉得,这人肯定死透了。就把他扔进了河里。没想到,拉米利没有死,他还抓着河边的树根,向凶手虚弱地求救。
人没杀死,这是工作失职。二人赶紧把他从水里拉上来,麻利地割掉他的生殖器。
这不是他们第一次用这种方法杀人。一般来说,被割掉生殖器的男性很快就会失血而死。既不费力,又很高效,唯一的缺点可能是有点血腥。
拉米利被留在河边的稻田里,没有遭受进一步的伤害。在凶手眼里,这已经是个死人了。这是拉米利第一次死亡。
但所有人都想不到,拉米利不但没有死,他还跌跌撞撞地跑回了家里。
母亲见到儿子时吓坏了。
拉米跟母亲说,妈妈,我想喝一杯家里的咖啡。母亲伤心欲绝,她赶紧给儿子包扎、治伤,打算天亮就送儿子去医院。拉米利没死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暴徒们再次上门。连个人都杀不死,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侮辱。母亲奋力阻拦这些人,但她势单力薄,根本不是对手。只好对几名暴徒说,家里还有两头牛,放过我儿子,这牛你们就可以牵走。
暴徒们不为所动。或许,在他们眼里,赤色分子家里的东西本来就可以随便拿,何必要人给。他们哄骗拉米利的母亲,我们是要带他去医院治疗,治好了就会送他回来。
就这样,拉米利再一次被抓走。这一次,他们直接开着卡车碾过伤痕累累的拉米利,痛快地完成了第二次谋杀。
拉米利死后两年左右,年近花甲的父母又生了个儿子。他们把这个孩子当成是上帝的补偿,给他取名叫阿迪。
阿迪不止一次听母亲唠叨哥哥的惨剧,杀人凶手还在,他们只能低着头继续生活。后来,阿迪的父亲患上老年痴呆,母亲身体每况愈下,阿迪决心去找当年的杀人凶手,想从他们那里找回一点公道,哪怕是一句道歉也好。
可惜他未能如愿,几乎所有参与过那场暴行的人都没有悔罪的意思。听说他是受害者家属,有人更是这样劝他:“如果你们不想这样的事情再发生,就得作出改变,否则当年的事情还会上演。”
现实明显还很残酷:受害者继续活在痛苦中,凶手还要求他们作出改变。
更可怕的是,阿迪讨要公道的事情在当地传开,他们一家重新面临威胁。无奈又痛苦的阿迪,只能带着年迈多病的父母,搬离了这个是非之地,至今杳无音信。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930悲剧的的两幕看起来如此地吊诡:一幕是受害者痛苦死亡、亲人们沉默逃离,另一幕则是施害者的幸福晚年和高调煊赫。
2.我是杀人狂魔
榴莲——这是安瓦尔·冈戈第一次杀人时用的武器。这种水果长相可怖,味道很好,用来杀人却不那么称手,第一次杀人以失败告终。这一年,安瓦尔正值青春年少,在北苏门答腊的一些影院门口做黄牛。他喜欢看电影,特别是好莱坞电影。
他以“地痞流氓”自诩,没正经工作,为了挣钱什么都敢干。从1965年9月30日开始,他和印尼国内的其他流氓一起,制造了那场“20世纪最惨的集体谋杀”。
930事件后,苏哈托及军方有意铲除共产党和华人,却也吝啬自己的名声,于是,他们使出了一招借刀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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