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91年深秋，洛水南岸的芦苇丛中发现一具浮尸。死者身着楚国贵族服饰，腰间玉玦刻有昭氏图腾——这是楚国第一大氏族昭氏的子弟。

三天后，真相更加骇人：死者竟是楚国使臣昭翦的嫡长子昭阳（与楚国名将昭阳同名不同人）。更关键的是，尸体脖颈处的致命伤，经仵作查验，是东周禁卫军制式短剑造成的。

消息如野火燎原。楚国郢都震怒，楚顷襄王派特使质问东周：“我使臣之子，何故死于周境？且为周军兵器所杀？！”

东周武公（公子赫继位后的称号）惊怒交加。他严查禁卫军，却发现更可怕的事实：三个月前，军械库曾失窃十二柄短剑，至今未破案。

就在东周焦头烂额之际，韩、魏、秦三国使臣接踵而至，质问竟如出一辙：“我国商旅/学子/使团成员近期在东周境内失踪，是否亦遭不测？”

《战国策·东周策》第六篇开篇即是绝境：“楚之雍氏，周君弗知。”（楚人在雍氏地界的事，东周国君竟毫不知情）。这里的“雍氏”是双关，既指事件发生在东周雍氏城附近，也暗指此事“壅塞不明”。

东周朝堂上，司徒周最（上篇中的老司徒）指着地图分析危局：

“昭阳尸体发现地，在雍氏城北十里，此地距韩国边境二十里，距魏国边境三十里，距秦国控制的宜阳五十里。但尸体偏偏漂到了东周水军巡查的河段。”

武公咬牙：“有人陷害？”

“不止陷害。”周最面色凝重，“三国同时发难，时机过于巧合。老臣怀疑，这是四国合谋的局——或者说，至少有三国心照不宣，要借此瓜分东周。”

他逐一分析：

楚国：昭氏是楚王族分支，子弟被杀必须严惩，否则王室威严扫地。

韩国：雍氏城是韩国梦寐以求的战略要地，控制此地即可切断东周与魏国的陆路联系。

魏国：东周若垮，魏可趁机夺取成周王城，获得“挟天子”的政治资本。

秦国：秦相魏冉（穰侯）一直主张“取周室九鼎，代周而王”，这是绝佳借口。

武公冷汗涔涔：“可有解局之法？”

周最沉默良久：“唯有一人可试——陈轸。”

此时陈轸已离开东周，正作为齐国客卿出使秦国。但东周是他的故国，他曾对武公有“若国有难，轸必归救”的承诺。

陈轸昼夜兼程回到洛邑时，已是案发后第十五天。他没有立即觐见，而是做了三件事：

第一，重勘现场。他在洛水边站了整整两个时辰，观察水流、风向、芦苇倒向。

第二，密查军械。他让亲信扮作收铜器的商贩，在雍氏城黑市高价收购“特殊短剑”。

第三，夜访驿馆。他买通楚国使团的下等仆役，得知一个关键细节：昭阳死亡前三日，曾与韩国商人密会。

三日后，陈轸在朝堂上说出惊人之语：“昭阳非我东周所杀。但凶手——希望我们以为是自己人所杀。”

他展开推理：

“第一，军械库失窃是三个月前，凶手有充足时间将短剑运出境，再带回作案。”

“第二，尸体脖颈伤口虽为短剑所致，但创口角度显示，凶手比死者矮半头。而禁卫军选拔标准是‘身高七尺五寸以上’，死者昭阳身高七尺三寸（约1.68米）。禁卫军若杀他，伤口应是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斜刺。”

“第三，尸体漂流路线反常。”陈轸展示水流图，“发现尸体的河段，上游十里处有一回水湾。若在雍氏城附近落水，尸体会在回水湾搁浅。能漂到巡查河段，说明——尸体是从下游某处抛入，逆流漂上的。”

朝堂哗然。武公急问：“下游是何地界？”

“韩国边境，纶氏城。”陈轸吐出四字。

陈轸决定亲赴险地。他扮作楚国玉石商人，带着两名死士潜入韩国纶氏城。

纶氏是著名的“三不管”地带：韩、魏、东周交界，黑市繁荣，情报贩子云集。陈轸通过中间人，找到黑市兵器商猗顿（化名，取春秋巨富猗顿之名喻其势力）。

“我要买‘干净’的短剑，最好是……东周制式。”陈轸在密室中说。

猗顿眯起眼睛：“客人要多少？”“十二柄。”猗顿笑了：“巧了，三个月前也有人买十二柄东周短剑。不过现在只剩十一柄——听说有一柄‘用掉了’。”

陈轸心脏狂跳，面上却淡然：“那我要见见三个月前那位客人。”

“他死了。”猗顿压低声音，“就在十天前，死在自家床上，喉咙被割——用的正是东周短剑。”

线索似乎断了。但陈轸注意到猗顿案几上有一卷竹简，边缘露出半个烙印——魏国大梁官署的印记。

当夜，陈轸的死士潜入猗顿仓库，发现更惊人的证据：仓库暗格里，不仅有东周军械，还有魏国武卒的弩机、韩国劲卒的甲片、秦国锐士的长钺。

这不是普通的黑市商人。这是四国情报交换站。

陈轸连夜赶往魏都大梁。他要见一个关键人物——公孙衍（犀首），此时已从魏国相位退下，但仍是情报网的中心。

两人在城郊秘密会面。公孙衍听完陈轸的陈述，长叹一声：“你果然查到了。但真相，你可能承受不起。”

原来，这是一场四国心照不宣的阴谋：

楚国需要转移国内矛盾。昭氏与景氏内斗，昭翦想借儿子之死激发国仇，巩固家族地位。昭阳其实是昭翦亲手所杀——这个被家族放弃的庶子，成了政治祭品。

韩国想要雍氏城。韩相国公仲侈与猗顿勾结，提供了凶器、抛尸路线，并策动魏、秦一同发难。

魏国参与是为了分一杯羹。公孙衍虽已失势，但他的门生故吏遍布朝野，暗中推动此事，想借此重获王宠。

秦国目的最直接：秦昭襄王想看看，东周在绝境中会倒向哪国？这决定了秦国下一步是“护周”还是“灭周”。

“你们东周禁卫军中，有韩国的细作。”公孙衍最后说，“军械库失窃是他所为，昭阳尸体被发现后的‘验伤结论’也是他操控的。此人现在就在……”

“就在武公身边。”陈轸接话，浑身发冷。

陈轸回到洛邑时，四国已下达最后通牒：十日内交出凶手，否则联军问罪。

第九日，东周朝堂召开四国听证。楚国使臣昭翦（死者之父！）亲自到场，悲愤控诉；韩、魏、秦使臣列坐施压。

武公几欲崩溃。此时陈轸出列，他没有辩解，而是说：“外臣请呈三样证据。”

第一样：他从怀中取出那卷从猗顿处盗来的竹简。“此乃魏国大梁官署的货品记录，记载了魏国武库‘遗失’的三十具弩机，经猗顿之手，卖给了韩国边军——而接收人签名是，韩使臣副使。”

魏国使臣脸色骤变。

第二样：陈轸召入一名囚徒——正是猗顿的账房先生，他在城破时被陈轸所擒。“此人可证明，三个月前购买东周短剑的，是楚国使团的一名侍卫。”

昭翦拍案而起：“污蔑！”

第三样最致命：陈轸请入一位老仵作。“请大人当堂验看，这柄短剑的伤口。”他呈上一柄短剑，和一具猪尸。

老仵作当众演示：用短剑模拟“身高矮半头者刺高者”的角度，造成的伤口，与昭阳脖颈伤口完全吻合。

陈轸环视四国使臣：“请问，哪国使团中，会有身高不足七尺（1.61米）的侍卫？”

殿内死寂。当时各国侍卫选拔皆有身高要求，唯独韩国因长期战争兵源不足，标准降至六尺八寸（1.56米）。

韩国使臣汗如雨下。

就在韩国使臣将要狡辩时，陈轸突然转向昭翦，说出一段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话：

“昭大夫，您可知令郎临死前，在黑市买了什么？”他缓缓道，“他买了孔雀胆——不是用来杀人，而是用来治病。令郎有隐疾，需要微量孔雀胆配药。但猗顿给他的，是足以毒死三人的剂量。”

昭翦踉跄后退。

“您更不知道的是，猗顿的真实身份。”陈轸声音转冷，“他是秦国黑冰台的间人。他给令郎超量毒药，又在令郎毒发时派杀手用短剑补刀，最后将尸体抛入洛水——所有这一切，秦国的目的是什么？”

他看向秦国使臣：“是让楚国恨东周，让韩魏瓜分东周，最后秦国以‘调解’之名出兵，一举控制周室，对吗？”

秦国使臣拂袖而起：“荒谬！”

“那请解释，”陈轸紧逼，“为何猗顿仓库里，有秦国锐士的制式长钺？而根据秦律，私藏军械者——族诛。”

朝堂彻底失控。四国使臣互相指责，联盟瞬间破裂。

陈轸趁机提出解决方案：

东周交出“凶手”——实则是那名韩国细作禁卫。

东周赔偿楚国黄金百镒，但楚国需承认“昭阳私购禁药，自身有过”。

韩、魏、秦三国需承诺不再追究此事，东周则承诺加强边境管控。

四国在混乱中接受了这个“各退一步”的方案。因为再查下去，各自的脏事都会暴露。

事后，武公问陈轸：“猗顿真是秦人间人？”

陈轸摇头：“臣不知。但当时必须让四国互相猜疑——唯有分化敌人，才能保全自己。”

《鬼谷子·反应篇》有云：“欲高反下，欲取反予。”陈轸的谋略正是如此：欲证明东周无辜，反而先承认有“内鬼”；欲化解四国围攻，反而将四国罪行全部掀开，让他们自顾不暇。

这场“雍氏疑案”的真相，或许永远埋在了历史尘埃中。但《战国策》记载此事，留下了三个永恒的政治智慧：

第一，小国无秘密。 东周的军械库、边境、朝堂，早已被各国渗透成筛子。这是所有弱国的悲哀：你的内部安全，取决于邻国的善意。

第二，命案从来是政治的刀子。 昭阳之死，本质是四国用来切割东周的手术刀。历史上类似的“萨拉热窝事件”“国会纵火案”屡见不鲜——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从“调查真相”中获利。

第三，破局的关键在于找到“共同秘密”。 陈轸之所以成功，不是因为他找到了真凶，而是他找到了四国都害怕暴露的共谋关系。当所有人都有罪时，唯一的出路就是集体沉默。

三年后，陈轸在秦国咸阳去世。临终前他对弟子说：“东周如风中之烛，我能护它一时，护不了一世。你们记住：弱者生存，不在于有多清白，而在于让强者觉得，你的存在比你的死亡更有用。”

这话一语成谶。又过了三十八年，秦庄襄王派吕不韦灭东周，迁东周君于阳人聚。东周国祚断绝，但奇诡的是——没有任何一国为东周发声。

当年在雍氏案中气势汹汹的四国，此时或已灭亡（韩、魏），或已衰弱（楚），或正是灭周者（秦）。那场震动中原的外交罗生门，最终与东周一起，沉入了洛水深处的水流中，再无回响。

只有《战国策》的竹简上，还留着那行冷静到残酷的记载：“楚之雍氏，周君弗知。”——有些事，国君不知道，或许还能多活几天；知道了，反而会立刻招来杀身之祸。

这或许是小国政治最深刻的悲剧：无知是罪，但全知是更大的罪。在强国的棋局上，真相从来不是用来揭示的，而是用来交易的。 而交易的筹码，往往是弱者最后的尊严与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