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蝴蝶派文人在此时凭借着通俗文学的创作，登上了电影舞台，而“哀情”和“武侠”等元素是这一时期最受欢迎的题材。那会儿上海的电影院里，西片海报贴得满墙都是，国产电影想分杯羹可不容易。明星、天一这些大厂已经占了上海市场的大头，像友联这样的小公司刚起步，拍出来的片子连租界都进不去，只能另想办法找出路。20世纪20年代中期，上海的电影公司跟雨后春笋似的冒出来，从14家一下子涨到50多家。鸳鸯蝴蝶派文人带着他们写惯了的才子佳人故事闯进电影圈，《秋扇怨》这类哀情片拍起来成本低，市民又爱看，成了中小公司的救命稻草。可跟风的人太多，没多久观众就看腻了，《申报》上都有人吐槽武侠片“千篇一律，打来打去没新意”。友联公司一开始走的不是通俗路线。1925年拍了部新闻纪录片《五卅沪潮》，本想记录点实在事，结果租界嫌内容敏感不让放。最后只能在城外的小影院加映，票房收入还全捐给了受难者家属。经这么一折腾，公司上下都明白，光守着上海这一亩三分地不行，得把目光放远些。他们先试着把《五卅沪潮》卖到南洋，新加坡那边倒是放了，可后续的片子质量没跟上，华侨更爱看西片，这条路很快就走不通了。徐碧波后来在文章里写，“国片想在国外站稳脚，还是得先把国内市场做扎实”。这话不假，当时南洋影院里西片占了七成以上，国产片根本没竞争力。转头看向上海周边，苏州成了第一个目标。沪宁铁路每天有10班车，胶片装在铁盒子里，坐两小时火车就到了。1927年放《人面桃花》的时候，徐碧波亲自去苏州盯着，青年会、普益社这些地方临时改成放映场，居然天天满座。苏州人坐着火车来看电影，散场再赶末班车回家，热闹得很。徐碧波后来又去常州、常熟考察，发现这些地方连家像样的电影院都没有。他在《电影在常熟》里写，“要是每个省能有二十家电影院，一部片子就能在四百多家影院放映，成本早就回来了”。可现实是，1928年全国专业影院才30家，还都在上海。没办法，只能先借用教会的场地，收点“功德费”当票价，慢慢培育观众。我觉得徐碧波最聪明的一点，是没跟着大厂扎堆抢市场，而是看到了沪外城市的潜力。苏州的成功不是偶然，铁路让运输成本降下来，教会场所解决了放映场地问题，这些细节凑到一起，才让中小公司在夹缝里找到了生路。后来联华公司搞农村巡回放映队，说不定就是受了他这个思路的启发。徐碧波设想的“每省二十家电影院”最终没能实现，但苏州青年会里那些挤着看《人面桃花》的观众，还有沪宁铁路上运送胶片的铁盒子，都成了早期电影人踏实做事的印记。他们没什么资源，却懂得贴着地面找机会，这种本土化的市场智慧，直到今天看来，依旧透着一股实在劲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