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派驻村干部推进乡村振兴，核心是让干部“全脱产驻村”“吃住在村”以扎根群众、对接资源。但2025年11月河池市金城江区组织部的一则通报，却让六甲镇九某村的驻村管理问题浮出水面：10月29日晚，检查组暗访发现驻村干部黄某某、韦某某、韦某违反“吃住在村”规定，3人被全区通报批评，六甲镇政府被问责。
而韦某某等却认为，通报背后暴露的是更深层的过度管理与形式主义——管理部门紧盯“在岗”形式，工作时间外手机定位干部，连干部重阳节回城20公里吃饭都要追责，却忽视干部是否办实事、乡村是否获发展。
韦某某的不满直指管理痛点：一是过度监控，管理部门将非工作时间手机定位作为核心手段，即便夜间也要求干部共享位置，完全忽视干部隐私；二是缺乏人情，10月29日前后恰逢重阳节，传统节日的合理团聚需求被完全否定；三是实效缺失，干部虽被要求“吃住在村”，却因怕违规不敢外出对接资源，多数时间守在村部“打卡”，村民反映的诉求长期无回应，“驻村”逐渐变成“睡村”，村庄发展毫无起色，群众意见日益强烈。
二、事件还原：暗访细节暴露履职与管理双重问题当日的暗访细节，更是将形式主义管理具象化。18时40分，检查组抵达村部时3名干部均不在岗，18时43分电话核实，黄某某称在金城江城西（距村20公里）退还工作相机并用餐，19时03分黄某某称已返村，但20时检查组通过位置共享核查时，她却因回城区取遗落物品未归，直至20时20分仍未到岗；韦某某虽20时05分返回村村委，但前期离村未报备；韦某则全程停留在六甲镇政府，未回村住宿。整个核查过程，检查组仅关注“是否在村”的形式，未追问干部离村是否为对接资源、是否与村务相关。
在村民眼中，这一事件并非偶然，而是长期管理导向的必然结果。韦某作为镇政府派出干部，因管理部门过度强调“全脱产驻村”，却未明确“可合理衔接外部资源”，导致她即便在镇政府处理集体经济事务，也被视为违规；黄某某因怕离村挨罚，不敢主动外出对接乡村发展所需的项目、技术，只能守在村部避免违规。这种导向下，干部“睡村”无业绩成常态，村民盼发展的需求落空，不满情绪愈发明显。
三、核心争议：形式主义管理违背法律与政策精神从法律与政策层面看，这种管理方式存在明显偏差，上级与地方对驻村工作的要求本是“严管与厚爱结合”，但基层执行中却出现了形式化倾向。《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条明确“自然人享有隐私权”，管理部门在工作时间外通过手机定位监控干部行踪，已超出合理管理边界，涉嫌侵犯隐私；《公务员法》要求干部“勤勉尽责”，核心是“办实事”，而非凑在岗时长；《乡村振兴促进法》第四条强调“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但当前管理却将“打卡在岗”凌驾于村民需求、乡村发展之上，未能真正落实立法初衷。
事实上，2023年上级单位便已提出要求：力戒形式主义，希望基层把精力放在实效上；广西提出“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更是为驻村工作划定了实绩优先的标尺。但金城江区组织部在具体管理中，却将这些要求简化为“看定位、查在岗、罚违规”的单一流程，未能把握政策精髓，直接导致两大问题：一是干部不敢外联资源，因外出可能被认定为“违规”，乡村失去获取外部支持的渠道；二是考评脱离实绩，“是否在村”取代“是否办实事”成为核心标准，最终催生“睡村”现象，群众意见大却未被充分关注。
这些问题本质是基层管理与政策初衷的脱节：其一，“隐私保护与过度监控”的失衡，工作时间外定位既侵犯干部隐私权，也背离了“信任管理”的原则；其二，“外联需求与僵化驻留”的矛盾，乡村振兴需要干部“走出去”对接资源，过度限制离村反而切断发展纽带；其三，“实绩导向与形式考评”的错位，考评标准若不聚焦群众满意度和发展实效，再好的政策也难以落地见效，最终陷入“干部无业绩、群众有意见”的循环。
四、结语基于此，村民的诉求高度聚焦：一是取消工作时间外手机定位等过度监控措施，尊重干部基本隐私与合理生活需求；二是优化“吃住在村”规定，明确干部因对接资源、处理村务的合理离村权限，避免“20公里回城吃饭就挨罚”的机械管理；三是改革考评机制，将“群众满意度”“乡村发展实绩”作为核心标准，让干部从“怕违规”的顾虑中解脱出来，敢干事、能干事，真正激活驻村工作的实效。
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既需要干部扎根基层，也需要科学合理的管理机制。只有摒弃过度监控与形式主义，让考评回归实绩、管理兼顾人情，才能让驻村干部真正沉下心来为群众办实事、为乡村谋发展，最终实现“派干部下乡”的初衷——让村子更宜居，让村民更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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