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重返白宫后，重新掀起一轮针对中国及全球贸易伙伴的关税战。

这一次，他的做法比过去更全面、更激进，却并没有表现得像是要放弃，而是调整策略继续对抗中国。

特朗普曾经是一名地产商人和电视名人，在 2016 年借“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当选总统，开启了首次对华贸易战。

那次贸易战以双方加征关税、企业成本上升、市场动荡告一段落。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中败给拜登后，对选举结果拒不承认，并宣称存在舞弊，但未能提供足够证据。

2024年，他再次当选，并在2025年1月20日就任美国总统。上任后，他延续了“美国优先”的做法，把贸易政策视为对抗中国的重要工具之一。

特朗普政府认为过去几十年美国制造业被“掏空”，是全球化和贸易逆差导致的，尤其在中国崛起后，这种倾向被放大，因此通过关税等手段要重新“平衡”贸易关系。

他曾推出所谓“对等关税”行政命令，试图按逆差比例对各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征收税率，尤其对中国商品设定极高关税。

该计算方法在实际执行中被批评为形同政治工具，不反映真实的市场情况。

特朗普的关税策略虽然反复强调保护美国制造业和就业，但实施效果却不太理想。

根据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评估，在特朗普任期内用关税推动制造业回流的举措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扩张，就业增长有限，整体工业能力提升不明显，而且国际社会对美国的看法也因政策强硬而出现下滑。

特朗普政府自己也承认，高关税可能会给美国人带来痛苦，但坚持这种做法是值得的。

特朗普这一轮激化贸易摩擦的策略并未止步于对中国单边加税。

他提出甚至对与中国关系密切的第三方国家采取所谓“二级关税”，对他们的商品也征税，以施压这些国家减少对中国贸易，这一概念曾在网络圈层被讨论。

特朗普政府曾考虑对来自中国的船只收取额外费用，以及通过联邦补贴、税收优惠等手段刺激美国本土造船业发展，这些举措反映出来的是试图从多方面对抗中国制造力量。

不过，直接的数据对比揭示出了中美之间在部分制造领域的巨大差距。

最典型的是造船业，公开资料显示，中国的造船年产能远超美国，据美国海军情报部门公开的数据，中国船厂年产能约为 2320 万吨级，而美国不到 10 万吨级，差距超过 200 倍。

这种差距并不是偶然，中国长期以来借助政策支持、完善的产业链和出口导向战略大力发展制造业，而美国则在过去几十年中经历了工业转移、制造业比重下降和供应链外移的趋势。

不仅仅是造船业，在包括电动汽车、光伏面板、电池、通信设备等多个制造业领域，中国的生产能力和市场规模早已在全球占据领先地位。

专家分析指出，中国在这些产业链的节点上拥有完整生态系统，能够从原材料、零部件到最终产品形成闭环，而美国在很多关键领域仍依赖进口或者外包生产。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用关税试图逆转产业空心化的思路显得过于简单和片面，难以应对实际复杂的国际经济竞争。

关税政策的直接经济影响也在慢慢显现。关税属于一种间接税，其成本最终往往由国内消费者和企业承担。

美国的研究机构估算，如果全面用关税来消除贸易逆差，美国消费者和企业将面临每年数千亿美元的额外成本，制造业新增岗位虽有可能产生，但伴随着的成本投入和生产效率损失可能超过收益。

更重要的是，企业在判断是否将生产线迁回美国时，会考虑人才、技术、基础设施、供应链配套等多项因素，而不是仅靠关税优势。

特朗普的贸易策略也引发了盟友和其他经济体的担忧。

美国的一些贸易伙伴并不愿意简单站队加入对中国的贸易围堵，因为这可能威胁其自身利益，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贸易体系的复杂性和摩擦。

此外，美国境内一些行业组织和企业团体也指出，政府内部在制造业政策上存在矛盾和不明确性，关税政策与企业发展需求有时并不匹配。

特朗普政府的目标是把制造业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但现实挑战远比政策制定复杂。

首先，美国制造成本普遍高于中国及其他低成本国家，包括劳动力、环保要求、土地和能源等成本因素。

其次，美国在一些高附加值领域仍具备技术优势，如高端装备、部分先进制造，但这些优势难以覆盖全部制造业范围。

再次，产业回流需要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和基础设施投资，而不是短期的关税压力。

特朗普没有认输的说法，并不仅仅是情绪表达或政治姿态。

更核心的是，他将贸易和制造业问题作为与中国竞争的主要战线，通过强硬的关税和政策组合向外界传达一种竞争信号。

但关税作为工具，其作用是有限的，它可能对短期贸易量产生影响，但难以改变长期产业结构和全球供应链。

美国内部需要从投资、教育、基础设施和长期战略上提升自身竞争力，才能真正缩小与中国在制造业等领域的差距。

目前，中美两国的竞争持续存在，但简单以关税作为主要工具的时代已经显示出其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