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怕你们不给我治。”患者这一句话，让全科室的医生都心头一凉。

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出车祸送院，竟隐瞒自己身怀艾滋病的病史，让医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他动手术。

直到血检结果一出，医生们瞬间炸了。他为什么要隐瞒自己的病情？又为何不顾一切非要做这台可能会要了他命的手术？

……

我在口腔科工作快6年了，所在的小组每周有4到6台手术。算下来，我已经做了上千台手术，看过上千张患者的脸。

说实话，我记不住他们的容貌，除非他们告诉我，具体在脸上哪个位置患过病。

但有一位叫刘愿的小伙子，我无法忘记他的容貌。

第一次在病房见面，他右半边脸肿得很严重，颧骨和眼睛周围的皮肤已经变成深紫色。从眼角延伸到耳朵前，有一条7厘米长的伤口，结了薄薄一层血痂。因为他皮肤白，脸上的淤血和伤口特别清晰。

那天是周一，上午7点30分，护士过来打招呼，通知我周末收了一个急诊患者。

一大早就有活等着，让人打不起精神。我低着头走出办公室，边走边在心里想着这周已经排得满满当当的工作日程。

我们口腔科周末来不了多少患者，因为急诊不多，也很少有患者的病情严重到非要周末住院。

正在猜测这个急诊的情况，主任在后面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新收了个外伤的小伙子，等会儿查房，咱们看看。”

到小伙子的病房时，他正坐在病床上，拿着手掌大小的化妆镜，仔细观察着脸上的伤。对我们的到来，没什么反应。

来口腔科的患者，不少都是受外伤，长了面部肿瘤或有感染的。手术做好了，满脸缠着绷带；还没做手术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

这个小伙子看上去很注意形象，昨天刚紧急缝合了伤口，今天一大早，他不仅认真洗了脸，还打理过头发。

小伙子叫刘愿，不到30岁，约莫一米七五的个子，偏瘦，长得白白净净。谈不上英俊，但看着比实际年龄小，估计平时比较注意保养。

因为车祸，他的右脸满是伤，肿得像个皮球。拍片发现颧弓骨折，被安排住院，等候进一步治疗。

我摸了摸他的脸，能明显感受到侧脸的骨折痕迹。让他张嘴，发现牙咬不上了，骨头已经移位。

为了观察是否感染，我揭掉了一部分血痂。刘愿可能有点疼，皱了皱眉。但他刚检查完，第一件事又是拿起化妆镜，反复观察自己的脸。

他的声音轻柔，带点东北口音，说话时躲着我的眼神，看着比较内向。

我感觉他有点怪，因为面对这么多大夫，他最关心的不是病情，而是照镜子。

当天中午，办公室的电话突然响了，是检验科打来的。

同事通知我，刘愿验血结果是艾滋病阳性，要再抽一次血，加急复查。

我差点骂出声来，“这人得了艾滋病也不告诉大夫，坑人啊！”

放下电话，我快速回忆早上给刘愿检查伤口时，有没有蹭到他的血或分泌物，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个头绪，就去洗了个手，算是平复一下心情。

我突然想起，周末给刘愿缝合伤口的急诊大夫还不知道情况，赶紧打电话告诉他。

“你逗我的吧！”同事根本不相信。

我重复了好几遍检验科的结果，电话那边沉默了。等同事回过神来，说了一句，“我赶紧去查查。”电话挂断。

2

下午，刘愿的复查结果出来了，依然是艾滋病阳性。

主任把情况通知给科里的大夫、护士，提醒大家注意职业暴露。

现场一片哗然。

“他自己知不知道啊？要是隐瞒病史就太过分了，不拿大夫的命当回事。”

刘愿被叫到办公室，主任板着脸坐着，我们几个大夫站在主任身后。

主任把检查报告放在桌上，推到刘愿面前。

他低头看了眼，表情平静，好像并不在意里面的结果，把检查报告推了回来，抬头看着主任。

“知道自己有这个病么？”主任严肃地问。

他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谁问的病史？这都没问出来！”主任扭过头，冲着我们几个吼。

“他没说啊。”我赶紧解释。

“为什么不跟我们说！”主任冲刘愿发火，“隐瞒病史会有严重后果。你这是拿自己的健康，别人的健康开玩笑！”

刘愿始终没什么反应，独自坐在对面，安静地听着主任批评。

主任把检查报告狠狠摔在刘愿面前：“给你缝合的大夫都去抽血检查了，真要是出了事，谁负责！”

“我怕告诉你们，就不让我住院了。”刘愿终于开口，但声音小到几乎听不见，看得出他自知理亏，“已经快好了，没事的。”

担心出意外，我们把和刘愿住一起的患者安排到其他病房，借口说刘愿脸上的伤怕感染，所以让他自己住。

第二天早晨查房，我见到了刘愿的母亲，一个操着纯正东北腔的阿姨。从她偏暗的肤色和粗糙的双手猜测，应该是务农为生。我们刚进屋，她就拉着主任的手，一个劲道谢。

在办公室，刘愿的母亲开门见山：“儿子得了啥病我知道，住院的时候没跟你们说，这个确实是我们的不对。怕你们不给治啊。”

她给我们鞠躬，又回头招呼刘愿，让他一起道歉。

“道歉有什么用，真要是出了事你负责啊。”我们组一个大夫嘟囔着。

主任的性格是吃软不吃硬，看他们鞠躬，语气变柔和了，询问是否接受过治疗。

刘愿低声回答：“在传染病医院治了一段时间，已经稳定了。”

“那就先查吧。联系传染病医院，了解患者在那儿的情况，”主任也不确定刘愿是否能在我们科顺利治疗，“可能的话，让传染病医院的人来会诊，评估一下能不能做手术。”

“主任，一定要给我做手术！”刘愿突然提高了声音，已经习惯了他的轻声细语，我被吓得一愣，不禁看了他一眼。

刘愿来我们科这两天，要么低头，要么盯着化妆镜看半天。我不明白他为何反应如此强烈，坚持做风险极高的手术。

艾滋患者的免疫力差，如果因为手术而发生感染，最严重的情况可能是，命都保不住。

以前我们科来过一个得梅毒的患者，了解手术风险后，他宁愿吃消炎药扛着，也不动手术。

3

刘愿的免疫指标要等几天才出结果，传染病医院他的主治大夫休假，短时间内我们也得不出结论。

刚住院时，刘愿的右脸肿得像个深色皮球，踏实休息了几天，“皮球”瘪了下来，基本消肿。颧弓的骨折可以清楚看到，他右侧的面颊，就像一座断了的大桥。

消肿以后，他应该没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了。我比较担心的是，因为骨骼位移，他的牙齿还咬不上。

刘愿关心的方向和我不同，他发现脸上的皮肤不再是深紫色，也稍稍对称了一点，顾不上还无法正常吃饭喝水，整个人变得开朗了许多。

刚住院时他天天窝在病房里不出来，现在会到楼道里溜达，主动跟我们聊天。刘愿讲打工的见闻，内容平淡无奇，甚至琐碎，但东北话自带喜感。

我们不像刚得知他隐瞒病史时那么反感他，还有点喜欢听他说话。

只是有关艾滋病的问题，他始终讳莫如深。

虽然聊天很愉快，但刘愿总追着我们问，“什么时候能做手术?”

刚开始会耐心解释：做手术取决于检查结果。他还是不停追问，我们就不太敢找他聊天了。

在楼道里碰到他，会躲着走，实在不耐烦，还会数落他两句。他不还嘴，只是讪讪地走开。

后来刘愿不想自讨没趣，就很少来找我们了。倒是他的母亲总来询问情况，有时会闲聊几句。

“我儿子喜欢男的。”和我们混熟后，刘愿的母亲聊起了家事，语气还算平静。

“就是嘛，我就觉得奇怪，白白净净，说话细声细气的。”

“那天送他来的那个男的，没准就是他相好的。”

同事们小声议论着，我赶紧用眼神制止。

刘愿的母亲表情有一些不自然，她说：“就应该早早让他回家。”语气里满是后悔。

他们家经济条件不好。刘愿读完初中就上不起学了，跟着老乡出去打工。后来在北京安顿下来，每个月给家里寄不少钱。

“那时候，村里都拿他当榜样。我和他爸特别骄傲。”刘愿的母亲开心地回忆着往事。

年纪渐长，村里的同辈基本都谈婚论嫁了，长辈们也都抱上了孙子。她坐不住了，一次次给刘愿张罗相亲。

被逼急了，刘愿干脆过年都不回家，跟家里说加班工资高，要留在北京。

村子里人在背后议论，有的说他是同性恋，有的说他“那方面不行”，甚至还有人说他在北京从事特殊行业，被几个富婆包养。

父亲打电话骂他，说再不结婚就不认这个儿子，他干脆和家人断了联系。

直到一天晚上，刘愿突然打电话回家，让母亲独自来北京。

他告诉母亲，自己可能活不了太久了。

说到这里，刘愿的母亲哭了。我有点后悔问她这些问题，连忙道歉。

她擦掉眼泪：“没事，我也找不到人说这些话，说出来能轻松点。”

4

不出所料，刘愿期待的手术，并不能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