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后期，李秀成曾两次进行东征，打下了江苏和浙江的大片地区。这是太平天国后期最大的一次开疆拓土，而且，“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浙乃富庶繁华之地，打下这些地方，使太平天国在财力、人力上皆有了巨大发展。
然而，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不但不视李秀成开拓苏浙为有功，反而视之为自私自利之举，认为这恰是太平天国覆灭的重要原因。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后世的这种指责，又是否客观呢？
平定苏南咸丰十年（1860年）5月，太平军一举打破江南大营，解了天京之围。
天历（太平天国历法）四月初一，众将登朝祝贺，旋即就下一步行动计划展开讨论。
干王洪仁玕提出：天京的西、北、南面都很广阔，只有东路比较近，打到苏州、杭州、上海都不到千里，因此，应集中兵力东下，“下路既得”，买火轮船，建立近代水军，再回头西征，攻取湖北，全取长江，“则根本可久大矣”。
英王陈玉成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应该立即回救安庆，安定上游；李世贤则主张取闽浙；李秀成则支持干王的意见。
洪仁玕
干王与李秀成的意见一致，李世贤的意见表面不同实际却同样是支持干王的（因为不先平苏南就谈不上取闽浙），如此，陈玉成的意见被压了下来，太平军确立了东征的战略企图。
随即，以李秀成为主将，太平军展开了东征。很快，太平军就破丹阳、占常州、进无锡、克苏州，占领了江苏大片地区。如此，太平天国的版图和综合实力都有了新的巨大发展。
然而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对李秀成的这一壮举皆评价不高。
对李秀成平定苏南的指责对李秀成平定苏南的评价不高，主要是认为东征苏南虽然开疆拓土，但是，这却耽误了救援安庆，对安庆的失守负有重大责任，得不偿失。而后世认为李秀成对此应负主要责任，主要是因为李秀成“违诏”而行，被认为是不顾大局、自私自利。
洪仁坤
原来，在确立东征企图的同时，洪秀全深知上游安庆不容有失，因此，在下达东征命令时，“天王严招下颁，限一月肃清回奏”，东征只打一个月！也就是说，洪秀全的要求是，在6月中旬前结束东征战役，然后回救安庆。而事实上，在6月2日，太平军攻取苏州，东征已经基本取得了胜利。因此，6月17日，陈玉成撤全椒之围，回来商议西征事宜。但是，李秀成却不肯收手，继续东征，导致“一月肃清回奏”变成了拖延四个月！
四个月的时间，敌人已经夺取了安庆外围主要据点，形成了稳固的包围圈和封锁线，安庆之围已经难解了！而看起来，洪秀全严诏只打一个月，陈玉成如期返回，唯有李秀成不肯罢手，耽误了时间。因此，后世认为，东征决策本身并无不妥，完全是李秀成自私自利，只为自己打地盘而耽误了全局！
不应全部由李秀成担责然而，要把耽误救安庆的责任完全甩给李秀成，是不恰当的。
首先，继续拖延时间，并非李秀成一人之意。
干王确立东征战略时，是希望夺取“下路”，然后购火轮船，再回军西征。但是，如果不夺取上海，购买火轮船一事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洪仁玕、李秀成皆想要和平收复上海，并为之展开行动。同时，嘉兴又遭到清军猛烈反攻，干王也多次催促李秀成救援嘉兴！
虽然天王有明诏要求“一月肃清回奏”，但是，洪仁玕当时是军师，是天王意志的代表人。因此，李秀成在上海、嘉兴继续作战，并不是脱离全局安排的自私作为，而仍然是在统一授意下展开的。
李以文
同时，不及时回救安庆，责任不在李秀成一人。
陈玉成撤全椒之围后，已经结束了自己的东征任务，按时按点，值得赞扬。
但是，此时，陈玉成兵团主力完全可以跟随陈玉成先返回皖北参与救援安庆的作战，等到东征告竣后，再一起打响二次西征战役，“合取湖北”，如此，东西是可以兼顾的。
当时，陈玉成兵团是太平军最强的军团，几次联合作战，陈玉成兵团皆是主力，因此，陈玉成兵团完全有能力先回皖北。而如果陈玉成兵团回到皖北，即便不能立解安庆之围，也足以避免形势的进一步恶化。然而，陈玉成滞留了下来，并没有走。
皖北根据地是陈玉成的地盘，难道陈玉成不想要去救吗？以陈玉成用兵之能，难道他自己也想不出比滞留东线更好的主意吗？他自己想不到可以分兵回援的吗？当然不是！
陈玉成滞留东线，除了等待李秀成外，还在与李秀成争夺地盘。当时，陈、李二人的部队在苏南各城各自设卡，几乎打了起来！最后，还是洪仁玕把两位找到一起，化解矛盾的！因此，陈玉成之所以不走，是害怕自己离开后，自己的势力完全被排挤出苏南！
陈丕成
显然，如果说有私心，陈玉成、李秀成都有私心，谁也别说谁······
总之，东征苏南未能如期结束，耽误了救援安庆，既是因为高层集体失误，也是因为诸将争地盘，所有人都有责任，这个责任可不能单独甩到李秀成一个人身上一起！
平定浙江咸丰十一年（1861年）5月，李世贤大举进入浙江，开始攻浙江。9月，李秀成也率大军入浙，与李世贤兄弟联手，共取浙江。到次年5月，李秀成兄弟几乎横扫浙江，攻取了浙江绝大多数地区。
当时，清军控制的地区，“唯衢、温两郡及定海、石浦、龙泉、庆元、泰顺而已”，其余包括杭州、宁波在内的大部分地区，全部为李秀成兄弟所控制！
如此，李秀成兄弟不但在浙江开辟了稳固、富庶的根据地，而且，江浙基地联成一片，支撑起了太平天国最后的岁月！
后世对平定浙江的评价然而，对于李秀成取浙江一事，后世评价更加以指责为主。指责仍然是指向一点：自私自利，不顾大局。
李世贤
按计划，李秀成、李世贤，皆是安庆保卫战的重要成员，都是“五路救皖”的其中一路。
李秀成是整个太平天国除陈玉成兵团外，实力最为雄厚的一个。然而，安庆保卫战期间，李秀成十分消极，先是为了招兵而错过时机，不能与陈玉成兵团定期会师武汉，导致围魏救赵的企图破产；此后，拥有庞大军队的李秀成居然不顾安庆会战，避开湘军兵锋，只顾扩充实力，并等到安庆一陷落就立刻投入浙江作战，丝毫不管陈玉成的死活！
李世贤就更加过分了，咸丰十一年（1861年）5月，安庆保卫战正在关键的时刻，他已经去打浙江了······
虽然不能说李秀成兄弟如果全力参战可解安庆之围，但是，显然，李秀成兄弟是当时唯一有实力可能逆转战局的！显然，李秀成兄弟横扫浙江，是以安庆保卫战中的消极为前提的，是以安庆的丢失为代价的！因此，不管是当时的洪仁玕，还是后世的学者，皆认为李秀成急于进取浙江，是自私自利，不顾大局的！
该骂当初东征苏南，是在天王殿上做出的统一决策。而取浙江，则是李秀成兄弟自己去干的。而且，想要干这个事情，对李秀成救援安庆确实产生了影响。
李秀成被俘后，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曾与他有一段对话。
赵烈文很好奇：“晚同周阆山至伪忠王处与谈良久。自言广西藤县人，年四十二，初在家甚贫，烧炭为业，洪逆至广西，诱人入会拜上帝，从者甚众，皆呼之为洪先生。渠起事时即被掳胁入内，在石达开部下，至金陵七、八年后，始封伪王。余询逆首才能及各伪王优劣，皆云中中，而独服石王，言其谋略甚深。余问：‘在伪朝亦知其不足恃耶？抑以为必成也？’曰：‘如骑虎不得下耳。’余云：‘何不早降？’曰：‘朋友之义，尚不可渝，何况受其爵位。至于用兵所到，则未尝纵杀，破杭州得林福祥、米兴朝皆礼之，官眷陷城者，给票护之境上，君独无所闻乎？’余曰：‘事或有之，然部下所杀，视所纵者何啻千百倍蓰，为将者当令行禁止，如尔者安得无罪，而犹自言之耶？’曰：‘此诚某罪，顾官军何独不然！’余曰：‘以汝自负，故与汝明之，使汝惺悟耳。军中恒情，岂责汝耶？’余又问：‘十一年秋，尔兵至鄂省南境，更进则武昌动摇，皖围撤矣，一闻鲍帅至，不战而退，何耶？’曰：‘兵不足也。’余曰：‘汝兵随处皆是，何云不足？’又曰：‘时得苏州而无杭州，由鸟无翼，故归图之。’余曰：‘图杭州，曷不在赴江西之前？而徒行数千里无功，始改计耶？且尔弟侍王在徽，取浙甚便，而烦汝耶？’曰：‘余算诚不密，先欲救皖，后知皖难救，又闻鄂兵强故退，抑亦天意耳。’余又问：‘洪秀全今年甫死，而三、五年前已见幼主下诏，此何礼也？’曰：‘使之习事也。’余又问：‘城中使今日不陷，尚能守乎？’曰：‘粮尽矣。徒恃中关所人无几，不能守也。’余曰：‘官军搜城，见米粮尚多，曷云无食？’曰：‘城中王府尚有之，顾不以充饷，故见绌，此是我家人心不齐之故。’又曰：‘今天京陷，某已缚，君视天下遂无事耶？’余曰：‘在朝政清明耳。不在战克，亦不在缚汝。闻新天子聪睿，万民颙颙以望郅治。且尔家扰半天下，卒以灭亡，人或不敢复踵覆辙矣。’李又言：‘天上有数星，主夷务不靖，十余年必见。’余征其星名度数，则皆鄙俚俗说而已。余知其无实在过人处。因问：‘汝今计安出？’曰：‘死耳。顾至江右者皆旧部，得以尺书散遣之，免戕贼彼此之命，则眼目无憾。’言次有乞活之意。余曰：‘汝罪大，当听中旨，此言非统帅所得主也。’遂俯首不语。余亦偕众出。拟冯督办信稿一件。”
李秀成最后表示：确实没有算好。先想要救安徽，后知道安徽不好救，又听说湖北的兵强，所以就退了，这也算是天意吧······
这段对话，基本上就展现出了李秀成的真实想法。李秀成有自己的小算盘，但又不敢公开违抗洪秀全的意志。
因此，他参与了西征计划，但不情不愿，人跑到了武昌城下，但心里一直想着浙江。他一路只顾保存实力，避免与湘军精锐打硬仗。避实击虚是好的，问题是：避开的实，就要甩给兄弟部队，加重兄弟部队的负担，这是极不负责任的。而赵烈文的意思是：要取浙江，要么西征之前去取，要么叫他弟弟去取就可以了，何必非要自己去取呢？
这个话更是很能说明问题。浙江的敌人是比较虚弱的，而且当时看起来不会变强，安庆之围又是必须要解的，这个是刻不容缓的。从全局的角度看，李秀成不存在为了救安庆而错过取浙江战机的问题，完全不必全师冲去浙江，他完全有能力处理好救安庆与取浙江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当时的李秀成即便是有私心，也是有条件在公与私之间做到兼顾的。只是，完全回避安庆会战，安庆失守后又完全不顾陈玉成死活和京右安全，只顾去取浙江，这些都表明：李秀成的私心已经使他失去了理智，已经是因私废公了！
李以文
有私心未必要苛责，但因私废公就确实该骂！
客观来说，东征苏南、进取浙江，皆是局部的重大胜利，也皆是全局的重大失策。虽然不能将责任全部甩给李秀成，但是，作为太平军的顶梁柱之一，东征的主要将领，李秀成的责任是推不掉的。
李秀成绝不是没有大局观之人，如此行事，不过是私心蒙蔽了眼睛而已。只是，苏南也好，浙江也罢，太平天国运动一失败，终归是要丢掉的。历史又一次表明：自私是人基因带来的，但假若公没有了，私也是保不住的！